藥家鑫故意殺人案的判決結果很快就要揭曉了。民眾對這個案子不僅給予了非常高的關注，而且幾乎是一面倒的要求對藥家鑫執行法律的上限。與此同時，一些法律界的專業人士卻在大聲呼籲司法獨立，即強調法律判決不應受政治的或民意的因素所左右。那麼民意到底是否應當作為法律判決的參考依據？關於司法獨立的主張是否現實？

按照民主國家的法律哲學，民意必須作為立法的依據，否則就不具公平性。中國的立法雖然不是案例制，但是大多數法律條文同民意基本上也沒有大的衝突。因此可以比較安全地說，當前民意同法律的衝突，以及民眾對某些個案的極端關注，大多不是由於立法出了問題，而是由於執法不公以及腐敗的政治制度的結果，使法律失去了公信力。而民眾對法律的不信任，根源又是來自對政府的不信任。

雖然司法獨立的主張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是有一個前提，即法律的信譽沒有喪失。法律的最理想情況是民眾對法律處於一種“無意識”狀態，即民眾感覺不到法律同社會道德或個人道德有明顯的衝突。再次之，即便是法律的某項判決同民眾的道德觀發生了衝突，如果這種衝突只是局限於法律本身同民眾之間，並且讓讓民眾相信改進法律的目標是可及的，司法仍可特立獨行。以辛普森案為例，民眾抱怨只是法律本身，而不是懷疑辛普森可能同某個政府官員有關係。中國的法律危機，比以上兩種情況要壞的多。一旦法律失去了公信力，司法獨立也就喪失了它的基礎。因為這時它同穩定社會的目標方向相反。

一些法律專家們對民意同法律的衝突的原因，解釋為普法不夠，甚至對民眾大加指責。我卻以為，如果法律同民意之間出現經常性地，大範圍地衝突，責任不在民眾，而一定是法律或制度本身的某個環節出了重大問題，除非你對這個真實的原因視而不見。當實踐同理論發生衝突時， 我們的某些理論家們不是去審視理論， 而是指責實踐。我對此覺得非常可笑。以李梅謹為例，民眾對她的指責，不單單是由於不懂法律，不知道她的心理分析只限於學術的層面（雖然很荒唐），不一定影響到法律的判決。這裡面有更深層的原因。多年來，我國的司律實踐的一些大案極少同政治完全脫鈎。如打黑等。既然政府都能搞公檢法聯合辦案，你又如何讓民眾知道那個穿着警服的李梅謹同公檢法的關係？

也有人認為民眾堅持要藥家鑫償命，是一命抵一命的舊觀念，應當放棄。很有意思的是，楊佳殺了六個人，民眾卻不想讓他一命抵六命，這是否又可以解釋為民眾的觀念太超前了？

與楊佳案不同的是，就藥家鑫這個個案來說，根本無需過分強調司法的獨立性。因為法律條款同民意是一致的，幾乎沒有任何可調的餘地。

按照法律，故意殺人的上限是死罪。讓我們來看看他犯罪情節有無下調的可能：

1. 道德上，殺一個比他弱的多的婦女或兒童，比殺死一個當班的警察更惡劣；

2. 自首情節根本不能成立。當場被抓獲，並且物證如鐵，再談自首就是笑話；

3. 如果等級觀念（被害者是農村人）也是殺人動機之一的話，應當罪加一等；

綜上所述，找不到一條可以為他減罪的理由。至於那個所謂“激情殺人”只說，更是荒謬至極。希望判決的結果別讓我跌落眼鏡，因為這是我的最後一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