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樊弓

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面高额外债，宣布停止偿还本息。事实上等于宣布政府破产。接踵而来的是，比 索贬值，银行冻结，街头骚乱，总统辞职。众多阿国人一夜之间从小康变成赤贫。

阿根廷没有理由落到这步田地。她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国民教育程度高居南美州上游。人均国土面积和 人均GDP都是中国的10倍。上世纪初，她的人均收入曾经高于法国和德国。法、德在二战的废墟之上建成世界 强国，而阿根廷却在近半个世纪反复进入大起大落式的恶性循环。这一次又是什么力量，使阿国从一个中等发 达国家转眼之间成为一个国际乞丐？

阿根廷的教训尤其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深思。中国刚刚加入WTO，而阿国自91年开始实施全球化。中国从70 年代末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阿国自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以后开始推行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中国有 台湾问题，阿国有马岛争端。阿根廷比索与美元实施固定汇价有十年之久。人民币与美元官方兑换率也固定了 差不多的时间。阿根廷人阴阳差错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果我们不希望阿根廷式的崩溃发生在中国，那么我们就非常应该去了解，在那里，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遭受如 此重大的挫折。

失败的改革开放

1982年，风雨飘摇的阿根廷军人政权诉诸民族主义，孤注一掷偷袭马尔唯纳斯群岛（即佛克兰群岛），以 武力统一国土，遭到英国武装干涉。在阿军惨败之际，军人政权也随之灰溜溜地垮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国难之后的83年，民主回到了阿根廷。

结束专制后的首任民选总统阿方辛（Alfonsin）接过了军人执政后的烂摊子，在恢复公民政治权利方面逐 渐走向正轨。然而此后数年，阿根廷经济仍然举步唯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阿根廷政府部门开支庞大，一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收缩政府开支则意味着公职人员大量失业和社会 福利大笔削减，其结果必然是怨声载道乃至社会动荡。于是阿政府饮鸠止渴，大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一时间 通货膨胀率成为天文数字，最高时达到百分之五千。也就是说，照这个通胀率，年初的一块钱到年底只值两分 钱。在这种高度破坏性金融状态下，本国资本是能逃就逃，外国资本望而却步，经济发展几无可能。在阿方辛 政府执政末年，阿国人38％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15年前，阿根廷已经以超通胀的方式破产过一 次。

1989年, Menem 当选总统。1991年，阿根廷实施经济改革开放，除国企私有化以外，其最关键的举措便 是比索美元 1:1 挂钩。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货币“美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政府停止滥印钞票，而 且取得了积极的，立杆见影的效果。通货膨胀即刻刹车。稳定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外的投资欲望。外国直接 对阿投资从1991至2000年接近800亿美元。加上国企私有化，摈弃价格管制，开放私人银行业等等一系列经济 自由化措施，阿根廷实现连续数年 7－8％ 的高速增长。到 1994年，贫困人口降低到 13％。Menem 也于 1995 年连任成功。

经济和金融改革创造了初步的繁荣，这本是深化经济改革和启动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可惜，阿根廷浪费 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政府机构和开支庞大的问题不仅迟迟得不到解决，反而日渐恶化，赤字连年。1999年政府 开支已到达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1/3）。由于货币“美元化”，加印钞票已经不再可能，无法（或 不愿）削减开支的 Menem 政府向国外大量发行债券填补空缺。到去年，政府所欠外债估计接近1500 亿，约为 GDP的一半。

1998年，邻国巴西货币贬值。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强劲，美元坚挺。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事实上等于升值，阿 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打击，经济开始进入连续36个月的衰退。由于担心阿国的偿还能力，国外投资者不愿继续贷 款。阿政府无法借新债还旧债，只好于2000年3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

IMF向阿国提供了低息（2.6%）贷款，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IMF理所当然地提出条件：进一步开放 市场，深化改革并降低政府赤字。可惜这条逆耳忠告提得不是时候。阿根廷政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没有削减政 府开支的政治勇气，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那里还敢动手术？2001年财政空缺再达110亿。IMF于是停止输 血。无法偿还外债的阿根廷终于走上了破产赖账之路。

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教训

行百里，半九十。经济改革的开端往往是相对容易的。最艰难的改革在于最终建全完善有序的市场经济体 系。而这块硬骨头又是非啃不可。阿根廷危机向世人揭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往往是前功尽弃。

1991年的货币美元化是必要的，在当时是刹住超通货膨胀的有力措施。但是，强行挂钩毕竟是权宜之计。 在止住通胀之后应尽快完善金融体系，以便逐渐有序地回到市场。如果能够如此，阿国在巴西贬值货币之时或 许能从容应对。要知道，应该贬值的货币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况且，常年喷发的活火山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一夜之间多年积蓄的能量大爆发。货币贬值也是类似道理。谁也斗不过市场。

阿根廷传奇人物庇隆所实行的“庇隆主义”，对阿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 响。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国家干预经济加上不切实际的劳工福利。

阿根廷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危机爆发前已经是 18％。这足以说明阿国劳工市场严重僵化。企业不仅创 业成本高昂，而且面临烦琐的审批程序、费用，甚至贿赂。阿根廷工人工会过分强大同时而又腐败，在保护劳 工的旗号下，敦促、买通国会建立法规，强迫企业提供高福利。组织工会保护劳工正当权益是完全合理的。但 凡事有一个限度，物极则必反。阿根廷劳工福利和保障超越了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国际竞争力低下， 经营成本高昂，创业愿望低靡，不愿增加雇员。

就业市场僵化的一个典型因素，就是企业无法解雇工人。除了工会压力之外，阿企业减员必须支付极高的 辞退金。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政时曾经指出，美国经济活跃，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是劳工流动 性高，企业裁员在法律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全社会可以接受的常事。因此美国公司新增雇员无需瞻前顾后。 要降低失业率，就要消除就业壁垒，鼓励创业，减轻企业负担，疏通劳工市场。这些措施难免要受到来自 既得利益（即工会）的反对。因此，改革的时机非常重要。在经济增长时就要居安思危，借东风及时启动改 革。如果象阿国那样，等经济衰退时才想到这里，改革的障碍就难以逾越了。

市场经济的最根本所在，是产权。说严格点，是产权的法治保障。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资本投入，尤其 是中长期的投资。如果投资人在甲国的产权得不到法律的强有力保护，则自然倾向于将资金转投乙地。要吸 引、鼓励投资，就要健全法制，保护产权。这在今天已经是经济定律。Menem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却偏 偏忽略了产权。

根据美国权威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2002各国经济自 由指数”，阿根廷在“产权保护”一项大大低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该文献指出，虽然阿国宪法要求司法独 立，然而法院效率低下，程序烦琐，且常常受到政治干扰。阿国公民难以依靠法院解决产权纠纷或强制执行合 同。事实上，产权问题不仅仅困扰着阿根廷。根据这项指数所调查的161个国家和地区，只有45个经济体达到 了对产权的“高”或“较高”的保护程度。难怪世界上国家一大半是穷国。

产权保护不力和政府干预实业的直接结果，就是本国资本外逃。有人估计，阿根廷人存在国外的资金多达 500亿美元。这笔钱如果留在国内，阿根廷断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该指数，在产权保护力度方面，中国香港达到“高”分（1分），台湾达到“较高” （2分），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及格的“低”分（4分），甚至低于阿根廷的“较低”（3分）。

滞后的政治改革和淡薄的公民意识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阿根廷的危机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来自阿国的政治体制，来自一个扭曲的、不 彻底的民主，来自一个失职的知识阶层，来自一代不具备公民意识的人民。

根据阿根廷问题专家米勒教授（Jonathan M. Miller），阿国会议员选自各政党指派候选人，而不是在 各选区独立竞选直接产生。这些议员的政治生涯不是取决于选民的意愿，而是来自对该党领袖的忠诚。他们在 议会中不是依民意投票，而是满足一党私利。省长虽是由直选产生，但省财政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而不是当地 的税收。省级官员连任的关键，是从“中央”拿到拨款去笼络自己的票源。在这种畸形的民主制度下，民意难 以上达，杰出的领袖人物很难脱颍而出进入决策阶层。

前面提到的阿国各行业工会，同时掌握油水十足、价值逾亿的医疗和社会保险。如此的“含金量”使得工 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早已不是专一的工人利益代理人。工会在谈判桌下面跟资本家狼狈为奸的现象不是稀罕 事。

对于阿国的灾难，其知识分子和人民难辞其咎。阿根廷的知识精英未能在市场经济理论上形成主流。其结 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基本不懂宏观经济学，不懂得金融和货币理论。”这句话出自临危受命的现任总统 Duhalde。其实这一句也是外行话。即使是美国，政治家（包括布什）们也不懂，只是他们的经济顾问是专 家，而专家说话有人听而已。

长期的军人专制和不成熟的民主使得阿根廷腐败现象严重。至今悬而未决的腐败案中就有11名参议员接受 工会贿赂事件。而阿根廷政府连年赤字的主要原因，又是产生于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腐败，即不负责任的政客愚 弄不成熟的人民。

阿根廷的民主进程历尽艰辛。阿国于1853年立宪。其近代民主始于1916年。没经几次大选，摇篮中的民主 就在1930年被军事政变所扼杀，将国家引入混乱的年代，直至庇隆（Juan Peron）崛起。庇隆于1946年当选 总统，1955年又被军人废黜。此后近20年政局动荡频繁。1973年庇隆东山再起，1974年死于任上。庇隆夫人 继任不过两年，再次为政变军人取代。在军人执政的六、七年间，约有三万人神秘失踪。近一百年来，阿根廷 人民就生活在这种民主－专制的轮回之中，实在是很难培养出健康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素养。

阿根廷的政客政党为赢得选举，信誓旦旦地作出美好的许诺，诸如提供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 工作机会，不加税等等。社会福利需要金钱，这钱从哪里来呢？要么来自税收，要么来自债券，要么来自印钞 机。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加重负担。这样一来，政府赤字当然直线上升。仅首都布伊诺斯艾 利丝，从1991至1999，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而且，公务员工资远超过市场价格，加剧了劳工市场 的扭曲和僵化。

阿根廷人民一方面不断地要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提供公共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却普遍逃避公民义务。最 显著的现象就是，阿根廷人逃税率估计接近40％。也就是说，只要将逃税率降低一半，阿根廷政府就可能扭亏 为盈，避免破产。阿国人既然能逃税，当然就缺乏民主国家中的“纳税人”意识，自然不会关心政府怎样滥用 税收。如果政治家花言巧语拍胸脯打保票提高社会福利，那些众多的“不纳税人”自然乐得去选这种三流政客 去花别人的钱。导致政府开支达到一个近乎荒唐的比例：GDP的1/3。要知道，美国政府花大钱维持一个庞大而 昂贵的军队称霸世界，打一发巡航导弹就是一百万美元，放一台火星探测器就是一个亿。其政府开支也仅占 GDP的1/6多一点，而且美国每次大选，都有强大的呼声敦促削减政府开支。

阿根廷这么大的政府开支到那里去了呢？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腐败。

有一种说法：有什么样的人民常常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只对了一半。正因为人性是不完美的，健全 的民主制度才是绝对必要的。而阿根廷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缺乏配套的政治改革，正是其危机的深层原因。

阿根廷的前景

这不是阿根廷的第一次破产。因此这恐怕很难成为最后一次。如果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则历史就难免重 复。阿国有很多人，包括“救国政府”总统 Duhalde，都倾向于把失败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 于国际货币基金会，归罪于外国投资（机）者，归罪于改革。如果 Duhalde 真要兑现他的许诺，再创一百万 公共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那可就是真正的饮鸠止渴。不过破产的阿根廷政府恐怕是连这杯毒酒都买不起 了。

阿根廷尽管栽倒在地，但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基本无损。外债还不起可 以协商减免。人类文明早已超越了黄世仁逼杨白劳还债的阶段。如果阿根廷人能够正确地吸取教训，痛定思 痛，坚持并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产权为轴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应该能够从尘土中爬起来。邻国 智利就是榜样。

问题在于，阿根廷的政治家有没有政治勇气告诉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民，他们必须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完 成未竟的改革事业？种种迹象表面，阿根廷很可能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倒退。这将阿国人最大的悲哀。

美国权威经济周刊《Barron》发表社论指出：“阿根廷人或许不愿承认，他们更贫困了。但阿根廷的贫困 是目标和意志的贫乏，而不是财富的短缺。几十年来，他们不断地推选出领袖人物去剥夺财富的生产者，这些 领袖用窃取的财富自肥并笼络追随者。当阿国人改变这个政治行为的时候，他们的烦恼会容易解决得多。”

洛杉叽时报的评论标题更直接了当：《只有根除腐败，阿根廷的危机才会结束》。

阿根廷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宝贵的改革“试点”。我们应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毋庸置疑，中 国不大可能发生一模一样的外债危机。中国的外债额与阿根廷相当。但中国的GDP总量是阿国的三倍，外汇存 底高出阿国十倍。因此，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至于落到还不起洋人贷款的地步。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加大改 革力度，时机还不算晚。

必须认识到，阿根廷的很多深层危机都能在中国找到影子。中国跟阿国一样面临深化经济改革，探索政治 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样遇到产权瓶颈。阿根廷面临的腐败问题，在中国人心中也是深深 的忧虑。

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额偏高，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同时，中国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远甚于阿根 廷。阿根廷的知识分子枉为精英，人民没有尽到公民责任。那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