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历史爱好者，自感在文学和文化功底上不如你。但对历史的思考并不因此而大打折扣。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是注入在自己的血液中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人要作出不利于本民族的历史结论时，要受到内心矛盾的撞击，要拿出极大的勇气，基于这一点，很多人不喜欢余秋雨先生，也正基于这一点，我佩服余秋雨先生。同样的道理，人们在思考时，会或多或少的倾向于有利于本民族的结论，即使是自以为很理性的思考者，亦难以摆脱这样的倾向。所以，我相信你在写下你的文字时，是尽量理性的，但在我看来，依然是有民族倾向的。包括被你描述为“文化眼光很有限”的余秋雨先生，我依然能感觉到其文字间对汉民族的民族倾向。

我出生在东北，长在华北，在北京上的大学（一般院校，不值得一提）。由于种种原因，我从小一直以汉族自居，并且（现在想来）是一个颇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人，如果这样一直下去，也许今天那些诟病元、清的贴子中就会有一篇是我写的。然而在大学时，我却得知我有一半的满族血统时，我的整个思考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我自己都惊讶于民族性对于一个人思维的巨大影响，我开始重新思考以前奉为真理的种种结论（主要是对清朝的认识和评价），才发现很多结论——包括历史课本上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的。好在我还有一半的汉族血统，这使我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你可以回头再看看我的两篇贴子——更多的是对元、清的辩护，而不是对汉族王朝的贬低或否定——可惜这已经被许多大汉族主义网友视为异类了）。所以我在现在看到种种抨击元、清的贴子极其种种论点时（包括流行的元、清妨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并不感到陌生，因为那也是我曾经深信不疑的观点（当然我现在感到很可笑）。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我站在观察历史的更高点，而是想说现在很多看上去很理性的历史结论，其实并非那样理性，如果换一种民族性的根基，可能会面目全非。说得白一点，如果大别山兄是蒙族或满族或别的民族，可能会得出和你现在不同的结论；如果中国现在是一个蒙族或满族或别的民族占大多数的国家，肯定会写出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课本——你先别急着否定，毕竟像我所经历过的思维大转变不是每个人都有幸经历的。

现在我还是回到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贴子《元、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王朝之一》。

其实我和你一样，在论坛上更多地是作为看客，毕竟开卷有益嘛。然而论坛上愈刮愈甚的反元与反清贴子却使人感到很不对劲，因为大部分这样的贴子实在谈不上推敲历史，倒很符合你所说的“信口开河的情感宣泄”（记得有一篇贴子居然将裹小脚归结是满族的习俗）——而我能深深地感到这样的“宣泄”对蒙族和满族同胞是一种多么大的伤害。终于有一天，在看完文桢元写的《找回我们的文明，找回我们的自豪》后实在忍不住了，觉得要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元、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王朝之一》。

坦白地讲，当初写这个贴子时，确实带有一种“义愤”的情绪。就我自己认为，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王朝之一确实有点勉强（但我认为清朝确实是）。我与你不同，我的兴趣点更多地是在清朝，你回顾一下我的贴子，更多地也是写清朝。又由于写贴子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一下大汉族主义的嚣张气焰，所以贴子写得并不辨证，没有什么歌颂汉族文明的内容。其实我很以汉族文明为骄傲，如果要我以此为题来写，恐怕我会写得更多。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中国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是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而答案我以为就是我引用的那句话：文明不是某个民族的发明，而是所有民族相互学习的结果。汉族文明不用说占中国文明的很大一块，但如果闭门造车，汉族文明也不会发展到今天（恐怕就不会有汉族文明了，因为汉族文明的形成就是建立在先秦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将来也不会有发展。生物学上有“杂交出优势”，文明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前段时间许多网友还在为李世民的鲜卑出身争论不休，其实没有很大意义，因为李世民的血统不重要，重要的是唐王朝的繁盛正是建立在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就像汉王朝的繁盛建立在先秦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一样。以此推论，我得出蒙族与满族入主中国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的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打击汉族正统思想与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另一个方面，已有公论，不用多说），当然这是一种客观影响，而并非他们的主观意图（就像李世民虚心纳谏的最本质目的恐怕不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维护与壮大李家王朝）——这样说很抽象，但说具体了又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论题，也不是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但请相信，我从来没有认为“元朝的蒙族人和清朝的满族人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力量”。如果你有那种感觉，那是误解。至于你说的这种相互学习成功还是不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肯定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成功的地方），能够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洋务运动对西方的学习显然没有明治维新对西方的学习更成功，但比起闭关锁国与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是一个巨大进步。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以为这是国人的一个美丽幻想，或曰之为“空想资本主义”。从我最熟悉的科技来说，大部分中国人显然是受宣传影响，高估了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成就。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历史上是有很多发明创造，但总体看来，这些发明创造或是在生产中的偶然发现，或是基于经验的积累，而没有形成以公理、定理为基础的科学体系，《九章算术》中主要都是一个一个的应用题和具体解法，却没有从中抽象出数学原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意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专门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正如竺可桢先生说的：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样的科技状况在西方处于中世纪黑暗时还可辉煌一阵，但没有什么发展潜力（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古代中国发展起来）——这是中国科技的先天不足，并非你所说的600年停滞——更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或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足够的生产力保障。所以从科技上来说，宋代距离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差得很远很远，倒是清代对西方科学学习得较多一些。当然科技只是一个方面，政治的因素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英国的资本主义正是从英王被迫在《大宪章》上加盖国玺后确立起来的，从这点说，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宪政与自由基础，宋朝、明朝也不例外。经济上，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确实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导致资本主义，希腊、罗马时期地中海的贸易很发达，但那是奴隶社会，中国的江南织造也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在江南还未完全从明末的战争中恢复过来时，清朝已经完全恢复了江南织造，而且生产规模都较明朝大得多，但与中国其他朝代重农轻商一样，中国的大规模工商业活动始终逃脱不了官督民办的命运，宋朝的专业行会也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工商业是难于形成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立势力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先天缺陷，中国实际上是很难抢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头彩的，除非中国能积极的与别的民族交流学习——这再一次证明了我所说的民族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所以，对于人们所说的明朝，甚至宋朝，有资本主义萌芽，我实在不敢苟同。

所谓600年停滞期的说法也只是一家学说，但这个学说显然是建立在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基础上：那就是以西方的发展为座标系——当我们先进于西方时，我们便认为是发展，而当我们落后于西方时，便认为是停滞。汉唐很幸运，正赶上西方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再加上本身的内政外交搞得不错，被封为中国的大发展时期；元明清比较倒楣，正赶上西方文艺复兴与近代资本主义勃发的时候，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自然赶不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被贬为中国的停滞期——对于这样的历史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实际上，我更倾向于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一个割裂的王朝，因为中国内在的文明与文化是连续的，元朝也好、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朝代之间有复杂的继承、发展关系（如明朝服装继承唐制，然而这两个朝代却隔着很长的时间），前代王朝对后代王朝有复杂的影响。元、清的民族融合与交流学习也是很复杂的，并不是能够清楚的说明这个是汉族的，那个是蒙族的，那个是满族的。旗袍最早是满族服装，但袍服本身又是从汉族服装发展来的，与西装比起来，你就能看到旗袍与汉族服装的相似。所以，把元代与清代取得的成就简单地全部归结为汉族文明的延续，就像把汉代取得的成就简单地全部归结为秦国或楚国文明的延续一样可笑。类似地，把一切进步与发展的成绩都算在汉族头上，把一切落后与衰退的罪过都算在少数民族头上，这与我们今天说到国家贫穷落后就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掠夺一样，都是不敢正视现实的懦夫表现，而且也带有点大……主义的味道。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但我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和衡量事物的标准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别，我挑战的不只是你的结论，很多时候更是你思维方法，甚至是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公理，这是由各自的民族性和人生经历决定的。好在我还是从小在汉文化中长大的，曾经有过与“纯汉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纯汉人）一样的思维方式，能够理解你的一些想法，可你却很难理解自辛亥革命后，满族人民的文化与历史遭到歧视，不能像其他民族那样自由表达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的压抑心情。现实中，没有哪个蒙族人与满族人否定汉唐的辉煌，可汉族人肆意践踏别的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现象却太多了。我常想，如果汉族与满族（该算是56个民族中与汉族最接近的了）都不能有效地沟通，和谐地相处，那么中国的前途真的将会是很可怕。不能忘记历史不意味着整天把历史上的民族恩怨拿出来煽动民族情绪，多看到别的民族的优点和自己民族的不足，进而多加学习与交流，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利。

说了很多，基本上都是你看着很不舒服的言论。感谢你“拼死维护我发言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求同存异，也许是网上讨论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