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蒙元簡單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種人”制度相比，滿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義”，即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義”，這種滿清民族主義成為中國近代動盪和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歷史後果至今危害着中華民族（包括今天的滿族）。

楊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說了，因為沒有什麼好說的。對漢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壞卻是長遠的。

從文化角度看，滿族在努兒哈赤時才創立了滿文，但在入關後，清政府卻最重視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統治漢民族，達到幾千年來少數民族的頂峰。也達到對漢民族精神文化破壞的頂峰，這首先表現在對漢民族自尊和民族傳統的全面絞殺的剃髮令。“即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歷史上，少數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雖有“亂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擁有悠久文化積澱的漢民族同化。元朝也曾試圖改變漢民族的服裝，結果成為元末漢族大暴動的重要誘因之一。清政府的剃髮令，讓有着崇高自尊的漢民族改發易裝，招致了強烈的反抗，僅江陰一縣，為反剃髮起義，戰死，自盡，被清軍屠殺就多達17萬人。全中國為反剃髮而被清軍屠殺又有多少人，實難統計，剃髮令不僅是對漢民族的極大污辱，更是對漢民族集體自尊和自信力的毀滅性打擊。直到太平天國時，號召起義的有力動員辭仍是“復我衣裳”！剃髮令使漢民族數千年的髮式，衣裳傳統陡然蒙難。“唐製衣冠蕩然無存”還是其表，使漢民族從此失去了驕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響無論怎麼估價都不過分“此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革命軍》）。

比剃髮令更陰毒的精神統治是祭孔，多爾袞剛一入關，就祭拜孔廟，一邊殺人一邊祭拜孔廟，孔子的地位也達到“集千聖，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後人曾請求保留延續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舊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清政府特別重視利用理學這一太監學說奴役宰制漢民族的精神。理學第一次由在野成為官學，就是在異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時，做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銳的嗅覺，把理學做為官學，極有利於統治人口眾多的漢民族。忽必烈並以“儒教大宗師”的名義號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後代少有他這樣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當差勁，甚至連科舉這一收買人心的舉措也常常荒廢。清則承繼了蒙元的鐵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見”。這右文之勝不僅表現在康熙的《舉博學鴻儒詔》，特別的盛舉是四庫全書，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漢民族英雄史進行空前絕後的荼毒，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的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實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庫全書還是功不可沒的。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陰毒，不是焚書，而是“全毀、抽毀、剜去之類的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確，“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應該說，經過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上達到了使漢民族忘記血史，永不會覺得漢民族中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的目的。在此就不轉錄那些中國古書與被刪剜套改的對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對比，即足以令人驚駭，總之“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亡的豈只是古書，失去了的豈止是髮式，衣冠，這是漢民族精神傳承的大斷裂和大毀滅。

清政府雖口唱“滿漢一體”又特別特別的推崇理學但都不過是用理學去奴役漢民族的精神，清統治者自己則清醒的很，決不喝理學這副毒藥。康熙訓諭諸子“宜以時嫻習騎射”，即不許漢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訓喻諸子尚武，對於個別的經不住誘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漢族文人的不良習氣的，則大加嚴懲。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題扇詩中落款“鏡泉”，被乾隆發現，大動肝火遂杖責並訓諭皇子，不可仿效漢人陋習而改變滿洲世代淳樸，重騎射的傳統，若任其發展則衣冠盡改（注意衣冠盡改！）國體敗壞，並告誡皇子師傅不可助長皇子重文之氣。清統治者對漢族有骨氣，有獨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樣不惜把呂留良挫骨揚灰。

到近代，滿漢矛盾也成為阻止中國前進的一個重大阻礙和動盪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八旗軍隊就曾和綠營火併，原因不用說就是長期種族壓迫所制，太平軍召令起義的口號之一即是“興復久淪之境”，“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夷其九族，是欲絕中國英雄之謀也”（楊秀清《奉天討胡檄》），直到孫中山，從早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三民主義，其第一主義乃是民族主義。“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滿洲人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到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陳天華也說：“這種族感情，是從胎裡帶來的”（《警世鐘》），正是這種種族觀念，使革命黨人前赴後繼，“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從軍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亂，草率，蒼惶，但民族意識，一旦覺醒則如星火燎原。我們大家都在中學課本上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林覺民參加起義，雖有建立共和的志願，但主導的精神力量還是“克復神州，重興祖國”。

這民族壓迫，不僅表現在精神思想文化領域。對現實的經濟政治，軍事更 有實際的作用。百日維新，維新詔書象雪片一樣傳出，但不曾有一紙詔書要改革八旗，其實這八旗已經是徹頭徹尾的一群廢物，滿清對此一清二楚，否則也不會有湘軍，淮軍了，但八旗和綠營每年耗銀達2000萬兩，約占清廷財政收入的1/4，實在高的嚇人，而湘軍每年經費只有15萬兩。本人在《白銀艦隊》中已算過一筆帳，諸位再算算每年2000萬兩，幾十年下來是十幾個億？可以再建多少個白銀艦隊，清廷將國庫收入的1/4用於百無一用的八旗和滿人控制的綠營，僅從經濟上講，就是阻礙中國近代軍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個銅板都用於艦隊建設，這甲午之戰焉能不敗？敗了之後，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剛毅說的更明確，更透骨“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漢人強，滿人亡”！清267年對漢民族精神文化進行系統的全面絞殺，使我漢民族道統中殂，在近代又防漢甚於防賊（如前述每年2000萬兩養八旗），在文化和實際利益上都給今天中國留下了難以彌合的深創巨痛。對此，我們要向前看，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湯“所蠱惑的精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