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田小野的朋友們》（txyfriends.top263.net）和《華夏知青文摘》(www.hxzq.net/wz.htm)兩個網頁上登出劉雙先生《醜陋的老三屆》一文，是篇譴責老三屆的文章，火氣很大。《田小野的朋友們》的版主知我讀過此文，囑我寫點感想。盛約難卻之下，胡亂塗鴉，算是對版主敷衍。 因為劉雙的文章是很典型的“恢弘敘事”文本，故有解剖價值。雖鄙人與劉雙先生素昧平生，但我想劉先生的文如其人，可以從中透視一些作者的思想背景，處理問題方式，修辭習慣，以及折射出來的社會心態。因此對這個文本進行了一點分析，粗粗寫來，望網友斧正。 一．審美和道德判斷替代論證 劉雙的《醜陋的老三屆》（以下簡稱《丑》文）是從審美和道德角度處理歷史的。這篇文章的中心是要用"醜陋"這個概念界定老三屆。"醜陋"原本是一個審美判斷，其比喻性的轉意也可用於道德判斷。但《丑》文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忽而是審美含義，忽而是道德含義，經常攪在一起，很不好分辨。當然，劉雙主要在轉意上使用它，即變成一種道德判斷。 對於處理歷史範疇的論證這很難說是嚴肅和負責的手法。 為什麼作者採取這樣不甚恰當處理方法呢？原因是作者個人鬱積多日的情緒，由偶然聽到一句傳言被突然觸發，行為上顯得有些反應過度。這一點在劉雙的文章中有披露，茲抄錄如下：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屆"在某歌廳聚會。一好事 者將聚會錄影。之後，這盤錄影帶就在與會者中間流傳。 某女士和她的女兒在家中一起看這盤錄影帶。沒看幾分鐘， 女兒就發表了結論性的評論："這群人怎麼一個兒一個兒的都 那麼醜陋呀。"此話傳入筆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寫此文。 那位“沒看幾分鐘”“就發表了結論性的評論”的女孩的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判斷。老三屆漸近老境，丑是自然規律，順理成章，正像劉雙自己也不會青春永駐一樣。但是，言者無意，聽者有心。他有壓抑多日的衝動，因此才有過度反應，他是有備而來，才在文章中把“醜陋” 轉義為道德判斷。 其實，老三屆在歌廳自娛自樂，其行為沒有對他人造成妨礙，卻引來劉雙的道德譴責，實有悖於情理。從各種跡象上來看，《丑》文作者在處理老三屆這個歷史範疇時，其思維和心理都有些偏離了正常的軌道。以下這段文字可以證明：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屆"在北京搞過一個以"上山 下鄉"為背景，以北大荒農墾生活為素材的攝影展。影展 好象喚做"魂系黑土地"，主題辭是"青春無悔"之類字眼。 （注意：計算機只能從硬盤字庫中調出"蕪穢""污穢""誤 會"等詞組。"無""悔"兩字只能分別輸入） 計算機輸入法中的詞語輸入功能是按照漢語規則編制的，“無悔”在漢語中不是常用雙字詞，這是常識。這樣一件無關的瑣碎細節，在劉雙眼裡卻有不一般的意義，莫非連計算機也有了靈氣，會“冷落”一些老三屆用的詞語？如果搞文學創作，這叫“浪漫”手法，如果處理歷史範疇，是在和讀者開玩笑，也是拿自己開玩笑。這種“浪漫”手法悖理之處是用主觀臆想強加於客觀事物。 另外，劉雙使用的是拼音輸入，雙字詞的出現順序如下： 標準拼音法：誤會、舞會、污穢、蕪穢 微軟拼音法：誤會、舞會、污穢 全拼音法：誤會、污穢 雙拼音法：誤會、污穢 劉雙到底採用了哪種輸入法，他是怎樣列出“無悔”一詞的同音詞的，為何不見“舞會”一詞，讀者們一眼就能明白。 可惜《丑》文是處理歷史問題的，我們無法把它當作文學創作，卻怎麼流露出這種心態呢？可能是作者壓抑多日，就對鍵盤發生起妄想，實為《丑》文作者的不幸。 另外，《丑》文用區區一個“醜陋”標籤貼在種種範疇上（醜陋的革命、醜陋的青春…..），這等造詣和膽量，叫人跌破眼鏡。也正是因為有膽量，才有橫掃一切的文風。 劉雙的文本，我願稱之為“恢弘敘事”的文本。這種文本是和分析與實證精神相衝突。我們不妨檢出幾例。 1.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歷史重擔>歷史跨過>歷史希望的目光>全民高唱>歷史的舊帳 (原文是: ……"老三屆"不能挑起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重擔。歷史也不得不無情地跨過"老三屆"，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輕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興國"的今天，應該清一清這沒有償還的歷史的舊帳。) 2. 人類的使者>全人類的目光>地球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發出摯愛的光和熱>全世界都意識到>“科技凌駕於一切” (原文是: ……人類的使者在全人類的目光的注視下登上了月球。他緩緩地轉過身來，用驚異的目光眺望人類的故鄉---太陽系中一個唯一的，蔚藍色的星球。它浮動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發出摯愛的光和熱。在這全世界都意識到"科技凌駕於一切的時刻"，中國的"老三屆"們被剝奪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權利，正在把自己可貴的，屬於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無奈地拋灑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還會有人去崇尚和再現這種醜陋的青春模式嗎？) 3. 桃李芬芳>歡歌一堂>天下的興亡>民族內耗的滔天濁浪。 (原文是: 他們捨棄了自己桃李芬芳，歡歌一堂的時光，就以為擔負起了天下的興亡；他們過早地、盲目地進行了選擇，可撲面而來的卻是不斷增長着的民族內耗的滔天濁浪。) 這類例子太多了，我不敢拿這些宏大、浪漫、時髦的詞句繼續折磨讀者，就此打住。 二．官方評價的簡單延伸 劉雙說：不斷深化的對"文革"的否定的認識應該導致對"老三屆"歷史形象的重新復位。 我們知道官方對文革的評價是“徹底否定文革”，而且要求國民對文革評價標準是“宜粗不宜細”。官方的評價是一種籠統的界定，後來的文人在著書立說中就需要對此延伸。 官方的界定其實有一個沒有明說的前提：官本位。換句話說，是按照特權階級的視野來取捨的。我這裡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東糾”、“西糾”他們殘害平民少嗎？而且，很多人有血債。但是，文革結束不久就下了紅頭文件，為他們平反，根據是保護了老幹部。 簡單延伸官方評價者是不明白官方評價背後的奧妙的。可見官方對紅衛兵的的實際態度就比文人們來的現實和“入情入理”。 對文革以及老三屆問題的基本看法上我們和劉雙相去甚遠。 49年以後，雖然大陸採取了一系列消滅舊階級的政策，新階級的劃分依然逐漸顯露出來。文革是由統治階層的內鬥引發，但下層的行為有自身的規律，雖然在這場大亂的初期平民是以統治階層的附庸面目出現（正像工人起初是作為資產階級附庸走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舞台的，如英國的有關“穀物法”的歷史）但是到了76年的4.5運動就顯出種種平民自身的特點。對4.5運動官方的講法是反四人幫和擁鄧的運動，其實要複雜得多。 關於文革中北京地區中學生的狀況,我們的基本估計如下： 在北京地區的中學中，積極參加文革活動的不足百分之二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逍遙派”，大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屬於“中間狀態”。這個比率，依各校情況有所不同。如果官方檔案開放，我們會有更精確的統計推斷。因為，歷次運動中，各級組織首要的任務是對群眾排隊，這方面的紀錄肯定很豐富。 “逍遙派”基本上是大亂以後不來學校的，“中間狀態”的是來學校看看大字報，讀讀社論，偶爾寫張大字報，但基本不參加紅衛兵的各種社會活動。 1966年9月以前，紅衛兵是高乾子女為核心的“紅五類”的組織，9月以後才在各種家庭背景的中學生中逐漸組建，情況也逐漸複雜。（高校中的情況我們這裡無力涉及）。 如果誰把紅衛兵等同於在校生，進一步等同於老三屆至少是犯了統計錯誤。特別把9月以前的紅衛兵（在一般同學面前也不忘逞威風）做為老三屆的代表，更是於實際情況不符。 老三屆不是一個整體，只是他們受教育在同一個時間段。文革之前特權階層子女（有些人就是今天的“太子黨”）的情況被掩蓋着，以後他們中的很多人，與一般中國青年的成長軌跡明顯分歧。至於農村的以至中小城鎮中的青年與政治漩渦的中心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文革中紅衛兵從來不是一個整體，特權階層子女的紅衛兵和後來普通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之間（用文革的語言來講）存在勢不兩立的“派性鬥爭”。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派性鬥爭”確實包含有階級分野的成分。遇羅克的文章正是因為揭示出這點才受到官方“賞識”的。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對聯一方面強調了實際存在的新階級分野（即“好漢”與“混蛋”），另一面既然涉及到“老子”和“兒子”，因此也涉及到權力與利益的繼承問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的子女要求排他性的繼承。關於利益與權力繼承問題那時被種種理論包裹着，比如毛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等等。林彪作為欽定接班人出事，打破了關於毛“英明”、“正確”的神話，對晚年的毛打擊很大。利益與權力繼承問題在今天社會中依然沒有一套正當的解決辦法，特別我們處在社會轉型期，資本原始積累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納稅人的共同財產轉化為私有財產來實現的，這其中不乏巧取豪奪，但這是利益繼承的一種形式。當年的老三屆中統治階層的子女很多人今天家財千萬億萬，還有很多人只要有機會，手中的權力就能兌成人民幣或美元。 三．關於老三屆 其實，我們從字面上講，把老三屆的定義為當時的中學在校生，這一點上和劉雙區別不大。但是，一談到具體問題劉雙筆下的老三屆基本上是指以北京地區為主的大中城市中的老三屆。嚴格來說，這只是老三屆的一部分。 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比如說，邊遠地區，文革的影響很有限(如果你那時到過那些地方，就會感到魯迅小說《風波》中的人物依舊活着)，7月還在上課，最初的造反甚至是老師帶領燒舊書，砸廟宇等等。就是北京以外的大城市，包括上海，老三屆最早參加的紅衛兵是官辦的。而且，老三屆中對於文革的積極程度的“排隊”也是很不一樣的。越是邊遠地區，造反的目的可能越是顯得實際，態度消極的人群更大。 老三屆和紅衛兵的概念有重合的部分，但並不是同一的事物。紅衛兵組織後來發展到除了軍隊以外的各行各業中，連中央機關也不例外，包括國務院、外交部等等極為敏感的單位。而且，老三屆不是所有人參加過紅衛兵組織。拿紅衛兵一詞概括文革中的自發的群眾組織其實也未必準確。當時，官方是用“群眾組織”一詞概括，似乎更準確一點。比如被官方查禁的“中學生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就是一例。 文革中老三屆里有少數人對於諸如抄家、打人、斗老師等等不滿（當然多數人處於麻木甚至附和狀態），只能採取如迴避等消極辦法。因為，當時處於“紅色恐怖”中。 劉雙屢屢提出“懺悔”問題。據我的觀察劉雙所指的“懺悔”是一種涉及原罪救贖的概念，而且近乎宗教式的執著了。我們所以不敢對他所講的“懺悔”一語抱十分虔誠的態度，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是因為我們看出劉雙有跟風炒作時髦詞語的習性： 比如“全民高唱‘科教興國’”。多“浪漫”！。 又如 “作為一個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時，能夠在記憶的長河中採到一朵浪花，讓它閃現出往日的明媚和鮮艷就可以自慰平生了。”這裡一些詞語常見於半吊子的流行歌曲中。嚴峻的現實中，花季何來？這浪上如何有適合採摘的花？詞語搭配到這等濫暢的地步，讓我們把劉雙當“李白”呢？還是當做一個嚴肅的論證者？ 再如“而那些浪跡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學讀書作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的人確也不在少數。”何謂浪跡江湖？是指流浪行為？還是實際上指身處社會底層？又何必用港式武打片的語言把問題攪亂？ 所謂“懺悔”現在也是時髦語言了。 最近我看到陶東風的一篇文章叫《從逼人懺悔說到聖人情結》，其中說： 就文壇上余秋雨被人要求懺悔一事，作者認為似乎有人抱 著"中國知識分子不懺悔，中國便無希望"的想法。這種態度其 實是反映中國文化對聖人的渴望與人格崇拜，更反映出這是強 調人治的社會特徵。於是有知識分子掀起的造"神"運動，便以 不能乎合"文化聖人"作為苛責他人的藉口。卻無人去反省他 們身處的人治社會是否有缺陷。國人的政治意識不成熟會導致 個人崇拜、聖人情結，甚至道德苛求。因此社會整體道德水平 是取決於制度環境，而非領袖或名人的個人品格。 陶東風還說： 只有在一個政教分離因而政治世俗化程度比較高的現代法制 國家，才可能有比較成熟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理性。宗教性的或准 宗教性的國家（這些國家同時也都是人治的國家，比如現在的阿 拉伯國家、古代中國以及文革時期的中國）的政治領袖常常具有 教主或半教主的性質，政府的宣傳機器着意把政治領袖塑造成道 德完人，而老百姓則或無知或無奈地把他們奉為教主。教主崇拜、 聖人情結與道德理想主義是人治社會中的三胞胎兄弟。當它被推廣 到文化界、知識界以後，就導致對於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名人的道德 苛求，逼迫余秋雨懺悔即是這種道德苛求的反映。 陶東風對炒作“懺悔”潑了涼水。但是，我也有不太同意陶的地方，余秋雨是公眾人物。民主社會中，甚至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公眾利益衝突時都要打折扣的，何況是個人歷史問題，而且目前有跡象顯示，余秋雨很有“來頭”。我們調侃克林頓緋聞，卻暫時忘了我們自己的可憐處境。同樣，大家對於老三屆中的公眾人物可以像對余秋雨、克林頓那樣戳戳點點。但是，對於全體老三屆，這個規則可能不適用。對於平民，這樣相對弱勢群體，很多人即使表面上有言論的權力，但實現起來很不容易，一般嚴肅的作家對這“沉默的多數”總是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因為欺凌沒有反抗能力的人太丟臉。 我們不一般反對懺悔，但是我覺得深刻反省更來得科學一些，因為我們過去的很多錯誤來自愚昧。愚昧狀態不解除，懺悔難道不是鬧戲嗎？大家還記得牛虻通過蒙太利尼向神的懺悔嗎？結果這“懺悔”給牛虻帶來一生難以洗清的恥辱。還有司湯達筆下德瑞納夫人的“懺悔”。“懺悔”一直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聯繫，有些宗教的懺悔建立在因果報應的基礎上，近代意識下的“懺悔”即深刻反省，是建立在人類社會的公民意識的覺醒上。即公民的主人意識，和責任意識。 盲目炒作“懺悔”，是不是一種蒙昧主義呢？一部中世紀史，說明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沒有科學精神，沒有人文主義精神，以至人道主義的啟蒙，懺悔精神可能受到褻瀆。 1517年，馬丁-路德在維騰堡的帕拉斯特教堂的門上貼出《95條論綱》，因此引發了宗教改革。主要原因就是反對教會發售贖罪券。那時信徒的懺悔是教會控制人們思想，搜集情報的手段。贖罪是教會的財源。馬丁-路德提出個人的信仰是個人與神的關係（不認為信徒與神的交流必須以教會為中介）的理念，新教中叫“因信稱義”。馬丁-路德對宗教的貢獻在於，中世紀以後，宗教是屬於個人信仰範疇，同理，宗教中救贖意義上的懺悔主要是個人與神之間的事，但是懺悔到了一些時髦的國人的嘴上就快變成“吃（懺悔）了嗎？”一樣的語言。哪有一點嚴肅的意義呢？（目前國內媒體有時起了發酵缸的作用，美酒可以釀成老醋） 近代意義上的懺悔，從框架上講與馬丁-路德對個人信仰的界定類似，懺悔屬於個人與他/她的社會意識和責任的關係範疇。是基於人文主義（排除蒙昧）和人道主義（提倡博愛）的。 另外造成懺悔困難的是，善惡之間還有大小之分，直接間接之分，虛實之分，而且善惡相依。比如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上，周恩來不得不支持紅衛兵抄家、砸四舊，批鄧反對右傾翻案風萬人大會上他也不得不表示堅決擁護，當然，他保全自己有保護他人的意義。另外辛德勒，他要發戰爭財，為生產軍需，才可以保護一部分猶太人。而對辛德勒不是一開始就認識到應該庇護猶太人的。另外他好色，藉機搞了不少猶太女人，這點上，辛德勒遺孀頗有微詞。善惡是非之間的界線有時不是一句“憑良心”就可判斷的。現代科學也發現，二值邏輯（非此即彼）是不夠完善的，人的判斷完全套到二值邏輯中會發生絕對化的錯誤。 最後補充的是，一般人多少帶有自發性質的懺悔或反省，和有世俗罪惡的人的懺悔有不一樣的地方。而對後者第一位是個認罪和接受懲處的問題，然後才有個人的懺悔。 對老三屆乃至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確實要認真反省這段慘痛歷史，不是一句“向前看”就可以把我們的記憶抹去。錢理群提出“拒絕遺忘”，同時還包含了自新的願望。但是，這種自新，和皈依式的自新和救贖式的自新不一樣。（說句題外話：我的朋友在美國皈依基督教，他受洗之後發表感想，沒說“迷途返回”，而是說自己“脫胎換骨”了，使得台灣來的教友很驚詫，但又深感他的話確是刻骨銘心。“脫胎換骨”是佛家語言，但是這位朋友深刻體會“脫胎換骨”一語是下鄉時苦讀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結果。這位朋友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對過去行為的懺悔，當然，他在文革中因出身問題始終處於壓抑狀態，他下鄉是為了自己“脫胎換骨”。既然他身為教徒，以後主要是向神懺悔了。） 這項反省的“工程”十分浩大，可能一輩人的努力還不夠，因為近一百多年中國經歷的巨大變革是過去兩千年不可比的，文革歷史以至老三屆歷史的檢討不是一聲“醜陋”就可完事的。對於文革研究，國內外不少學者對這些課題進行了很多比較紮實的工作。老三屆本身是文革以及以轉變時期的見證者，他們的回憶文章至少有史料的參考價值，也不是“炫耀”一言可以蔽之的。既然劉雙推崇五四的科學民主精神，卻為沒有平靜的心態（更不敢要求他能有兼收並蓄心胸），客觀分析的態度。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文本，與其說在挖苦老三屆，不如說劉雙的扭曲心理的展示：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屆"在北京搞過一個以"上山下鄉"為背 景，以北大荒農墾生活為素材的攝影展。影展好象喚做"魂系黑土 地"，主題辭是"青春無悔"之類字眼。（注意：計算機只能從硬盤字 庫中調出"蕪穢""污穢""誤會"等詞組。"無""悔"兩字只能分別輸入） 但是，一個思維健全，心態正常的人看過影展後都不會留下美好、 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頭垢面，龜頭鼠臉，神情和目光都 很呆滯。要麼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謂；要麼做英雄相，不知其 意欲何為。他們的服飾也無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 上作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驢棚，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麼的。 不知影展的舉辦人想向來觀者展示和說明些什麼？這兩年，這類照片 又被匯集成冊，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於世。那樣的生活值得炫耀嗎？ 其一，觀看歷史照片，沒有誰抱着審美的期望，除非這歷史照片中有虛假的成分。其二，其實49年以前（那以後媒體上的照片經過審查，虛假成分較大）的照片上中國普通人的形象有多少是漂亮豐滿的？就是正面人物，面帶菜色、衣冠不整的很多，本不足為奇。至於文革時服飾無款式本是歷史原貌。莫非若劉雙成長在那個年月會有另一個樣子？除非是見了鬼。這樣去附會“醜陋”二字，還會有多少求實精神呢？ 小學生的作文中常看到類似文本：今天我特別高興，天比往常更蘭更蘭，雲比平時更白更白。這和劉雙的附會手法是一樣的，只是《丑》文的文本顯得很腌臢。但更腌臢的還在下面： 我這裡只撿最觸目的問題分析一下。標準的漢語中有“獐頭鼠目”一詞，劉雙不用，改成“龜頭鼠臉”。為了公正，我們盡力羅列出“龜頭”一詞可能的含義，其一，烏龜頭，其二，多數情況指的是男性外生殖器的一部分，其三是二的轉義，是罵人話，四是帶綠帽子的男人，也是罵人話。我們看一下《現代漢語辭典》（商務97年版），這是中小學用的標準辭書，“龜頭”條下只有一種解釋：“陰莖前端膨大的部分”（474頁）。 人們可能會問：《丑》文作者的修辭伎倆是否顯得太下流而陰損呢？我們的回答是，對《丑》文作者的道德評判不感興趣。因為，我們更願意關注一下文論批評的心理學，對這個文本背後的意識和心理進行分析和解剖。 文學批評中常常分析“意淫”。郭沫若的文學作品中“意淫”例子很多，比如他在幼年時對嫂子發生的妄想，旅居日本時寫的小說中，描寫“我”對妻子以外的女子聯翩浮想的文字。“意淫”可能是某種壓抑引起的，而由壓抑引起的“意淫”是文藝創作的動力之一，這對任何有健全形象思維的人不足為怪。但是，“意淫”對於文藝創作以外的領域確實不恰當，因為在那裡意向和現實不可混淆。比如李敖批評國民黨意淫大陸，是嘲笑其脫離現實的臆想。可見現實社會中的發生集體“意淫”是多麼可悲。 狹義的“意淫”無庸諱言與性有關。廣義的“意淫”是意識中的“侵犯”欲、“征服”欲的存在形式，當然屬於不正當的意向。 歷史中政治人物中明顯有妄想和“意淫”心理特徵的是希特勒先生（音樂家瓦格納雖有“意淫”猶太人的傾向，但還是“意淫”繆斯時多，畢竟是優秀藝術家，不像政客那樣不可救藥，祖賓-梅塔最近指揮以色列交響樂團初次演奏了瓦格納作品，馬上招來一些以色列人的激烈反應）。希特勒年輕時不得志，另外他的精神不健全，這其中還有家族病史的原因。（有意思的是，他和弗洛依德醫生全是維也納居民）沒有時代的錯亂，他的不得志最多造成個人的“意淫”問題，但時代瘋了，讓這個偏執狂大大的得志，約束和羈絆完全解除，而他的精神過敏、妄想、偏執這些心理疾患就肆無忌憚起來。當時德國人處於屈辱壓抑的境地，希特勒的張狂、氣沖牛斗讓德國人感到分外的“揚眉吐氣”，因此很有“凝聚力”。起初是“意淫”社會主義，接下來是“意淫”猶太，結果全都能付諸實踐，真是心遂如願。於是就把 “意淫”世界轉化為實踐。 政治人物的“意淫”看來很可怕，而世界上的極端派別和組織的“意淫”更可怕。個人“意淫”沒有交互重疊作用，一群人之間相互激勵、相互響應的“意淫”就太可怕了（斯密和馬克思都講到，人類簡單協作不是勞動力的相加，而是相乘！），集體“意淫”控制不好，就會發生急劇質變，由“意淫”對象變為“強暴”對象。 首先，劉雙先生聽到傳說中的一位“沒看幾分鐘”錄像的女孩的一句話時的過度反應，就有一點壓抑生衝動的跡象。 後來，對計算機的中文輸入法發生輕度妄想，那時就有因物引發“意淫”的朕兆了。 這次，《丑》文作者真的露骨地“意淫”起照片了。其實，說“意淫”照片也未必準確，因為從上面引述的文本來看，有諸如“多年以前，……影展好象喚做’魂系黑土地’”等字樣，說明作者寫文章時,並沒有面對照片,其實照片在心中的印象已經很模糊了，是憑着腦中的印象發生了妄想，恐怕更為確切一點的說法是，作者的內心發生了形象意識的一種“自淫”。 這就是從耳聞生義到望文（輸入法的同音詞序列）生義，直到見物生義或意象生義。 總得來說《丑》文“意淫”老三屆是通過調動修辭（帶有主觀意向的詞語搭配取捨）和判斷（武斷甚至悖理的審美和道德推斷）等方法，採用聯想、誇張、移花接木等等手段，對自己的讀者進行“心理適應訓練”，以建構“意淫”的“合法”氛圍。因為，他的論點如果採用論證性敘述方法，沒有說服力，於是就採用煽情的征服性敘述手法，“恢弘敘事”文本又特別適應這種征服性敘述。但它與論證性敘述或說服性敘述完全不是一碼事，因為論證說服依靠的是科學精神。因此，我們在閱讀文本時要注意區分諸如“羅素文本”或“希特勒文本”等等差別。 另外，分析“意淫”實施時，這裡有“授”和“受”的兩方面。特別，在“授”方有攻擊傾向時，實施“意淫”者會得到“施虐”的快感。這次一些老三屆對劉雙表示憤怒，是一種“受虐”反應。這可以讓《丑》文作者得到很大的心理報償。 我們暫且打住。如果《丑》文作者不是那樣唐突，我們也不會陪着他一直跑到臍下三寸。但願此行大家有點收穫。 確實老三屆中有人說了一些欠思考的話，比如“青春無悔”， 王小波就調侃地批評過。說明老三屆中一些人有“恢弘敘事”的毛病，過大話癮（因為可以得到掌聲）而不自知，發展嚴重就要“意淫青春”了。老三屆中也確實有人炫耀自己經歷的苦難，徐友漁的批評如下： 苦難有可能轉化為人的精神財富，但它並不天然地就是財富。 它能不能成為財富，除了看你能不能戰勝苦難，還要看你是否 胸有丘壑，對苦難持一份平常心。我懷疑，不少生活、事業上 的成功者誇大和賣弄自己的經歷的苦難，不過是變相地宣揚“吃 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以上的批評全是老三屆自己批評老三屆。老三屆漸進老境，心態會逐漸平和，老三屆的自我批評甚至自我調侃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我很欣賞王蒙的機智，他很會調侃自己，他最近在《讀書》上評論《大浴女》，其中就有“以我一個過氣作者，以我老朽心態”等字樣，多瀟灑、豁達。魯迅被人罵作“墮落文人”，於是就為自己起了個筆名“隋洛文”。這不是犬儒主義，是更高一層的智慧（哇！這樣說不會犯忌吧？）。 但是，就老三屆的全體來說，多數人是平民，很多人窘迫得無暇思考，批評他們等於批評“沉默的大多數”，恐怕是無的放矢，類似對無反抗能力的人施拳腳。少數人是新的大小“頭面人物”，但不同於文革時期舊的風雲人物，他們中有人說錯話、傻話、狂話，受到批評是理所當然的。 四．關於老三屆的代表人物 徐友漁先生關於文革反思的文章里有一篇叫《個體經驗和集體意識的對話》。講到老三屆中的一些或是成功人士或是某個時期的風雲人物，他們一講話就說“我們”如何如何。徐友漁的分析是：他們並沒有撒謊，但僭取了“我們”這個名義。 在一次知青舉行的大型綜合晚會上，一些成功人士發表類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言論，徐對此分析如下： 這裡，生活中最常見但很少引起人們警覺的現象 再次出現了，一種部分人擁有的，有時甚至是虛構的 集體意識代替了每個個體的親身經歷和獨特經驗。 文革中官方僭取民眾的名義，按自己的需要製造“輿論”，製造知青或老三屆的代表人物。人群是呈“布朗運動”的狀態，輿論或經濟利益以至法律等等規範或整合這種“布朗運動”。通過輿論工具，或行政手段，也可以在人群中選拔、誘導出需要的分子。劉雙所羅列的知青代表人物中的“政治明星”幾乎全有這樣的特徵。 比如，徐友漁記錄的一例如下： 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前夕，作為“四人幫”基地的 上海急需要“反潮流”和“新生事物”典型，以撈取政治 資本，下到雲南傣族山寨的上海知青朱克家被姚文元等人 看中，專門寫作班子為他炮製署名文章《我深深愛上了 邊疆的一草一木》，突擊成為中央候補委員，人大常委。 像朱克家這樣經過當權者“政治包裝”、“政治炒作”的代表人物很多，政壇更迭，又換上一批，被劉雙推為老三屆的代表，當年官方加給老三屆的代表，因政治風向轉變而過了氣，今天又要被劉雙“扶正”。 我們先不管這些代表的“合法性”，關鍵在於這裡有個人經驗和集體意識的一致性問題。一些人僭取了老三屆的名義，說的話與普通老三屆個人經驗不符，做的事甚至與普通人的利益衝突。這種代表的代表性是不是要打折扣？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劉雙推出的老三屆的代表，其產生時間大約截至1976年，換句話說應該給“老三屆的代表”一詞加上一個關於時間段的限定語。如果不加限定語，也可以通過宣布1976年後老三屆不復存在，劉雙的論證才能嚴密一些。因為，1976年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少數老三屆通過個人奮鬥而成功，而且其中政治包裝和商業包裝因素相對少一些，一旦他們再來“僭越”代表的位置，豈不麻煩？ 當代社會科學因為溶入數理統計，更為嚴謹精密了。現在搞新聞的不懂蓋洛普，搞法律不知道DNA檢驗證據在多大機率上成立，搞教育和社會學的不懂抽樣調查那才是笑話呢，更不用說搞經濟的了。甚至歷史學家，涉及人口、民族、生產、經濟波動、罷工、犯罪、吸毒、墮胎的歷史數據就必須有統計知識。 比如說記者報道：米洛舍維奇當選有望。這是主觀推斷，誰也不敢信。其實，真正嚴肅客觀的報道是：據1000個樣本抽樣顯示，米洛舍維奇的擁護率為38.6，百分之九十五概率，誤差上下3個百分點。 統計學的介入，也引起人們對已往一些望文生義的概念的修正。何為一個群體的“代表”，我們有了更為豐富精確的描述。最簡單的有“平均數”、“中位數”、“眾數”可從不同側面作為群體的代表。但是，有一點，對於“異常值”、“極端值”社會科學中的統計理論是不承認其代表性的。而劉雙的思維方式恰恰相反，要把異常樣本作為老三屆的“代表”，甚至是官方塑造的樣本作為“代表”加給老三屆。 目前，已經有國外學者對知青問題進行統計學的研究。哪天我們有足夠自由的環境，對這些問題進行更為精密的研究呢？什麼時候圖書館的文革資料解禁，檔案室中的文革檔案開放，讓歷史的真實面目更清晰的浮現出來呢？比如，我們可以對歷次運動中各單位對群眾“排隊”的報告資料，進行定量處理。 劉雙在處理老三屆“代表”這個範疇時“英雄史觀”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他總願把媒體中的“代表”作為老三屆的代表，不問其事實上這個“樣本”在知青群體中的實際位置，他或她在哪方面，有多大程度代表了老三屆。當代社會科學不太注重慈禧太后或洪秀到底全誰代表了中國人，而是關心不同歷史時期普通中國人是什麼樣的，因為他們才是大樣本，是“總體”。 一些高乾子女紅衛兵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上加了個橫批“絕對如此”，後來有些人考慮到不少高幹本身就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絕對如此”等於把高乾子女的父母也罵進去了，因此改為“基本如此”。劉雙說：老三屆是狼奶餵大的。遺憾的是，一個人先天的成長環境，是無法選擇的，老三屆也不例外。但是，劉雙從這個判斷還向前突進得很遠，給老三屆的“醜陋”加上了絕對的推斷。這和那個對聯所要達到的社會目的是一致的。劉雙的言論和那個對聯的共同本質就是，依據人生來無法選擇的事物對人群進行“種姓”式的劃分。如果你是“醜陋”時代成長的，你必然“醜陋”，而且你有原罪，你們應下地獄。如果像程一牛（以下將涉及）之流生在“美麗”的時代，他們就是天使，應上天堂，就有資格對老三屆進行道德宣判。 “‘老三屆’是用狼奶餵大的”這句話很犯忌。誰是狼？是當時的教育制度？還是那時的老師？老三屆受中小學教育就是在1966年以前。而且，恢復高考以後，教育界流行的口號是“回到十七年去”（1966-1949=17），“狼媽媽”又恢復了元氣，“狼奶”照餵不誤，不但餵大過老三屆，而且還餵大了劉雙，怪不得狼的家族中“窩裡鬥”依然，小狼對大狼（老三屆）呲牙呢！（對不起，賈平凹最近了篇《懷念狼》的小說，我在閱讀，印象不錯。） 關於文革的研究以至老三屆的研究國內外已經有了紮實的工作，劉雙幾乎無視他人的工作，要另起爐灶，真是力排眾說，橫空出世。這特別表現在對老三屆的道德界定上。劉雙想標立新說，其實幾年前已被《XX青年報》（相當商業化）炒過了。這類濫打一氣的文章網上不時出現，比如最近有一篇譴責老三屆文章登在《思想的境界》（www.sixiang.com）網站上，題目叫《造反派教授們》其火氣比劉雙還要大。原因是，在高校中有些老三屆當了教授，遂被一些後代人視為升遷的絆腳石。換句話說，連老三屆的自在自為的存在本身都妨礙他人。這裡不妨抄錄一點： 歷史跟中國人又開起不痛不癢的玩笑了， 昔日的紅衛兵造反派居然成了今天大學裡的學 術權威和“當權派”，他們中幾乎是清一色當 年破四舊、砸古蹟、斗“走資派”和打教師的 老三屆紅衛兵們。無論他們的知識、能為、修養、 品質如何，歷史無奈的選擇了他們，這是中國曆 史的悲哀和現實的無奈。即使這些造反派的教授 們無心誤人子弟，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人格結構 都是缺陷不堪，根本擔負不起“師表”重任。 首先程一牛先生的邏輯很奇怪，凡當上教授的老三屆“他們中幾乎是清一色當年破四舊、砸古蹟、斗“走資派”和打教師的老三屆紅衛兵們”。這樣信口雌黃，只能揭示程先生心中的“種姓”歧視。 這也是“恢弘敘事”的文本。當然，這位程一牛先生和劉雙不一樣，“歷史無奈的選擇了”老三屆之類的話就和劉雙的“歷史也不得不無情地跨過‘老三屆’”相牴觸。但是，我們依然把它們歸為一類，這兩個文本的比照可以看出“恢弘敘事”中歷史的擬人化，對抽象的宏大對象的人格化，是一種文本特徵。把“無奈”、“ 不得不”、“ 無情地”全加給歷史。“歷史”好多情呦，哇，“歷史”將感到多麼溫馨喔！ 我閱讀程一牛的文本感到沉重的不是高等院校中搞得烏煙瘴氣的職稱評定製度，而是覺得“老三屆教授”和程一牛先生像是被驅趕到角斗場上的角鬥士。他們之間沒有必然的仇恨，不得不相互殘殺是奴隸制度所致。但是，有的角鬥士卻不這樣想，而是覺得“既生瑜，何生亮”！這難道不是一種狹仄和愚昧？其實，程一牛和劉雙都是在開拓“生存空間”，而老三屆的存在本身都被看作對這種空間的侵犯。這樣他們才具備攻擊性。 關於劉雙和程一牛的文章，另外有老三屆的評論（見於《華夏知青網》），現抄錄如下： 有本書叫《第四代人的精神》 文/蟲二 劉雙那篇奇文就是我在別的論壇上轉貼到華知， 又被轉貼到南加的。我當時看到這篇文章時的第一反 應就是——這和《第四代人的精神》如出一轍。那本 書上的 觀點大意是：第四代人指的是60年代出生， 後於老三屆受教育和走上社會的一代人。書的作者說， 他們最懂得個人自由的真諦，最反感象老三屆那樣以集 體主義、偽英雄主義為行動準則。我看那書看到後面， 發現了作者的真意：他們是覺得老三屆把社會上好事都 給占全了，書讀得不多，卻職稱比“第四代”高，資格 比第四代老，好像成了第四代的攔路虎了。這就道破了 作者的心底隱私：既然第四代是以個人主義為標榜，他 們當然對一切有意無意成為他們野心實現障礙的人，恨 之入骨了！其實那裡面說的第四代人，並不能代表所有 60年代出生的人，只是那幾個作者自說自話罷了。那 本書和《醜陋》一文一樣，確實也說出了一些事實， 比如老三屆讀書不多之類，但其實質都是反應一些年 輕人自以為是、胡亂評點自己不懂的歷史的張狂之態。 對於我們老三屆自己來說，倒也確實有一個認 真反省的問題應該及時提出。其實首先還不是老三屆 這一茬人，對文革和極左的反省，應該是全民族的事。 可是這非常必要的工作卻一直被當局所禁止，什麼 “宜粗不宜細”，主要還是怕反省成為控訴，威脅到 政權的合法性。可既然掌權者都諱莫如深，下面誰 還會自己揭短？這可以拿日、德兩國對二戰的不同 態度來說明問題：日本右翼為什麼越來越猖狂？因 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懺悔過嘛！而德國卻態度完全相反， 最近不是又重判了幾個很年輕的新納粹嗎？德國人是 從上到下進行過深刻反省的。而世人可以預期，德國 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可能性遠低於日本。中國對文革的 迅速淡忘，包括我們老三屆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掩飾性 複述，比如象張承志那樣宣稱絕不懺悔的聲音壓倒一 切，其歷史後果將是什麼呢？我不敢想下去。 五. 《醜陋的老三屆》一文向我們透露了什麼? 劉雙在界定老三屆及其“代表”時的透露出自己的“英雄史觀”、“先天決定論”，它們的來龍去脈何在？我在這裡只能做一點簡單的交待。因為，國內比較深刻的文章有一些（我在這裡僅推薦徐友漁的《自由的言說》，算是對有興趣探討的讀者的回答）。 在這裡我要特別聲明的是，我不一般反對“恢弘敘事”，只是認為“恢弘敘事”有其適用的場合，不可濫用。作為詩人和文學家的“恢弘敘事”我們願意抱欣賞的態度去體會，但是，在法庭上，“李白”的文本卻是胡攪了。 文革後，文革遺風不可能一天清除乾淨，因為它不僅僅是文革的產物。另外對很多問題我們自己也處於無知或知之甚少的狀態。即使“徹底否定文革”，還沒真正觸及到紅衛兵“恢弘敘事”的文風。改革開放後不久，歐洲非理性主義在大學裡受到歡迎，當時劉曉波、袁紅冰頗得尼採氣韻。這種思潮對中國人有多大影響不好貿然判斷，只知道，很多人掛在嘴上的時髦詞語“實現自我”、“超越自我”是得尼采及叔本華先生之賜。 尼采的美學思想和佛洛依德心理分析對開放後我國文學藝術類專業教育影響很深。而且文學藝術乃至新聞傳媒中不時可以看到其蹤跡，但是，很多都十分中國化了（比如《紅高梁》等等作品，正巧，還有一些是涉及狼的野性的歌曲和繪畫，文論批評中有斥責當代男性精神陽痿的，新聞媒體中有呼喚“雄起”的）。 劉雙是不是直接受到過這種思想的訓練並不重要。這種思潮迎合了市場經濟中競爭者的心態，如水銀注地，四處撒播，不論是雅俗貧富，經各種媒體輪番炒作，耳濡目染，不少人被“訓練”得套話可以脫口而出。 尼采的“恢弘敘事”和中國的“恢弘敘事”合流，已經難以辨認釐清了。讓人不禁想起陳寅恪先生指出的，二十世紀中，在中國大陸，歐洲大陸的政治哲學傳統取代了英美政治哲學傳統的影響。這種後果處處可見，做學問的喜歡搭先驗的理論框架再往裡填內容，搞政治的喜歡先扣帽子再論證，制定的法律是（歐洲）大陸法系（比如香港回歸就遇到法系協調問題），審判時是先有罪推定……。尼採在中國受歡迎，說明它與我們政治哲學思維模式早有親屬關係，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差異。 這時，老三屆“犯到”劉雙的手裡可就有點像猶太人面對尼采了。誰讓你老三屆里出過賣基督的猶大呢！因此，有罪推定，要想辯白，談何容易。 不過，對老尼采我們還是很尊敬的，大家對他的哲學的能動性是普遍持肯定態度的。但是，這種能動性過了頭就會變成攻擊性的“狼的哲學”。劉雙和程一牛可能就喝了轉口貿易中變質的狼奶或加工製品。所以，處理起社會、歷史問題“恢弘敘事”， 把當時官方炒作出來的“亂世梟雄”扶正為“代表”，不論你是城裡學生還是山溝里的青年只要是老三屆一概“有罪推定”，宣判為“醜陋一族”，……但這全是對歷史的事後非難。 人類從群婚時代繁衍過來，有人出於道德責任，進行“評價復位”，指出那時的人是“亂交”出來的。恩格斯說這是帶着妓院眼鏡觀察人類的婚姻史。老三屆是“醜陋”時代過來的，這種時代的“醜陋”早在老三屆遭遇文革以前就有了，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反右傾只是沒有象文革對中國社會破壞得那樣到家，1966年以前就“美麗”了？公開刊物上承認三年自然災害死三千萬，現在知道主要是人禍所至，河南、安徽發展到吃人的地步。《丑》文作者也免不了是“醜陋”時代的後裔，思想和心理上顯然有“醜陋”的“遺傳因子”。就是現在，我們也不敢說時代“美麗”了，因為歷史上資本的原始積累期是道德淪喪的時期，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 《丑》文實在是一個活標本，解剖它讓我們仔細看看這花花世界中的一種生象。在本文結束時謹向標本提供者深表謝忱。我誠惶誠恐，因為，美人送我野人頭，我卻還她手術刀。 順頌秋安！ （2000年10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