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海外的學者發聲，中共會稱其為敵對勢力，如果是國內的書生批評，中共會說是異議人士，總之，都是不懷好意，企圖顛覆國家政權，它們非但不接受，還會對其詆毀和打壓，然而，現在是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說話了，他不僅是中共黨員，而且還是軍隊中將，這的確是絕無僅有，令世人震驚！

近日，他在接受《鳳凰周刊》專訪時，批評中共現行政治體制，大力鼓吹美國民主制度，痛斥中國缺乏容忍真理的土壤，指出一個制度若不能讓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將“必然滅亡”，他甚至預言中國在 10年內，將向民主政治轉型，稱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儘管，最新一期的《鳳凰週刊》聲明，有關內容根據專訪整理，未經劉亞洲本人審定。但這篇題為《西部論》的專訪出籠，絕非偶然，它是中共體制內改革派的一篇代表作，它預示着中共黨內的裂變已經形成，海外民主運動和國內的維權運動與其對接的趨勢不可避免，但中國社會民主轉型的路途還沒有達成共識。

我認為，近期國內發生的一切變故頗為類似“六四”之前的形勢，但中共依然相信暴力和謊言能夠打破困局，其倒行逆施的行為適得其反，所以，社會民主轉型的方式，在兩條道路之間徘徊，一條是胡佳之路，他的理念被劉曉波系統化，以303人集體簽署的《零八憲章》的文本推出；一條是楊佳之路，他的肉體被法律所消滅，但他的行動被民間所肯定，故朱軍持槍掃射法院,劉敖衡炸毀長沙稅務大樓等類似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顯然，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給中共高層增加了巨大的壓力，劉亞洲之宏論則是重壓下的呻吟，嘆息與呼喊！

毫無疑問，從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型已是人類共識，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憲政民主，三權分立，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保障人權，健全法制方面，的確是目前人類所摸索到的比較好的設計，中國不必照搬美式民主，但必須接受普世佳值和文明成果，既保留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又能最快最好的保障中國普通民眾的人權，但這一雙贏的前景，因為中共內部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漸行漸遠了，中國似乎成了一個即將被引爆的火藥桶，目前發生的一切都預示着變局的降臨。

首先，我們看到了執政黨內部的分裂，已達到無法掩飾的地步，溫家寶坦言“政亡人息”表現了他的憂患意識，儘管他沒有管好他的家人，各種指責他太太和兒子貪腐的報道連篇累牘，但就個人執政理念來說，他應是黨內的改革派，頗為類似“六四”前趙紫陽腹背受敵的處境，但情況截然不同的是，他在地震與洪水等自然災害中的勇敢果決，使他擁有了與黨內保守派對決的民情資本；另一方面，薄熙來偏於西南一隅，頗似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他唱紅打黑，把毛澤東的屍體抬出來，以為弱勢群體做主的姿態出現，搞戶籍改革，廉租房建設，陽光法案，等等，忽悠了全國人民，但其執政理念是與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相背的，必將把中國帶入無法無天，互相慘殺的文革似動亂年代。非常明顯，他是江澤民和李鵬等老朽們，幕後鼎力支持的黨內保守派。但不得不承認，薄熙來的外在形象和極富煽動性的演講，對不同派別貪官的嚴厲懲處，使他擁有了不少粉絲，使一些“遺老遺少”像推舉袁世凱一樣全力以赴，他已成為公開挑戰中南海的政壇代表人物。而胡錦濤呢，他以深藏不露，韜晦之計，左右搖擺，瞻前顧後而令外界霧裡看花，莫衷一是，今後的兩年內才能露出真的面目。但不論如何，中國的變局只能由共產黨內部分裂開始，這是建國以來例次動盪證明的真理，眼下，我們看到了黎明般的希望。

就這一點來說，劉亞洲所言並無太多的新意，但他透露了黨內改革派的焦慮和不安，這種忐忑不安，朝不保夕的心情，集中反映了民間深刻的社會矛盾，不妨以目前方興未艾的“推普廢粵“風波為例，加以說明。表面上看，這是廣州市民7月5日通過微博發起的一個旨在保護地域語言文化的維權活動，但我們知道語言是思想的外殼，與其說，人們對廣東政協委員的一則有關倡導普通話的提案，表達心裡的憂慮與不滿，不如說，他們對官員壟斷媒體，強姦民意，踐踏人權，渲泄積壓已久的仇恨和憤怒，它之所以人數眾多，是因為膽小怕事的國民，自認為找到了付出成本最低的安全表達政治訴求的藉口和方式，反之，對官員來說也是如此，一方面廣州地方當局7月29日抓捕了一個網絡活躍人士，而另一方面，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則在8月5日強調，他本身在學粵語，誰敢”推普廢粵“，並稱維權主體是偽命題，這異曲同工的舉動正流露了中共決策層的不安與焦慮：既怕胡佳也怕楊佳。前進不敢，後退無路。

現在，中共最拿手的王牌是經濟奇蹟，不可否認，現在的中共領導人比毛澤東時代，確有進步，他們的主要特徵是“一心一意謀發展”，並大有成績，殊不知，溫飽之後，人們對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追求會比以前更強烈，何況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官員貪腐，法制倒退，使大多數人更顯焦慮不安，故此，黨內有志之士劉亞洲首先炮轟中共流行的“經濟強國”和“金錢外交”的思想，指出“錢多不意味軟實力有提升”；他以中國在非洲投資大肆行賄、用金錢開道為例，指出此舉不但使非洲官員胃口越來越大，也讓當地民眾對中國極為反感。而今日中國從上到下都洋溢“有錢好辦事、錢能擺平一切”熱情。他表示：“單靠金錢不但無法長期保有中國在境外的國家利益，甚至不能保有境內的平安穩定。總之，他認為，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絕不僅靠軍事和經濟力量，而取決於文明形式，“這決定了我們（中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又以前蘇聯比喻，指出蘇共潰敗不在於經濟或武力，而在於制度，“一個制度如不能讓公民自由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就必然滅亡”。

雖然，劉亞洲的觀點是真知灼見，是以維護共產黨的領導體制為目的，但並不被中南海集體決策所接受，針對他批判的弊端，胡錦濤企圖用新道德運動來解決，這表明中共似乎已無力駕馭中國這匹脫韁的野馬飛奔向前。

因此，我認為，中國的變局即在眼前，可能有兩種道路，一種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先黨內派別合法化，公開化，後隨之解除黨禁與報禁，如果中共出現趙紫陽和胡耀邦似人物，就可能像著名評論家金鐘先生預示的那樣，共產黨一次次地獲得民選的勝利或失敗，但那時的中共在引入競爭機制之後，必將大變，如同百年老店國民黨一樣，其它的大大小小的以各種名分出現的雨後春筍般的黨派，必將與其展開競選，選民用手裡的選票把領導人關在籠子裡為社會，為人民服務，中國將開啟一個嶄新的時代。另一條道路是，中共繼續搞一黨執政，維護貪官污吏的利益，擴大兩極分化，鎮壓民主訴求，人們忍無可忍，把分散的星星之火似的各地維權運動雲集起來，在富有社會良知的知識精英的領導人，自下而上地開展鬥爭，逼迫中共退出歷史舞台，以憲政民主取代威權專制。但我看，這兩種道路，前者可能性最小，因為中共內部的既得利益者人數不少，已尾大不掉，他們富可敵國，拼死反抗，企圖延緩民主進程；後者風險性最大，因為中共建政以來，積怨太深，舊債未還，新仇又生，民憤太大，一旦變局，貧困的大多數人面對貪得無厭的官員和老闆，很難保持理性，尋求社會和解，“均貧富，等貴賤”，“殺富濟貧”的傳統理念將使人口眾多的中國血流成河，分崩離析，而窺視九州的世界列強將趁機瓜分中國。

目前的中共領導人，正在上述兩條道路的交叉口猶豫不定，他們嚴厲地把劉曉波之類的民運人士關進大牢，是便於他們兩派之間更高聲調地爭吵，但切莫忘記了，當他們閉門明爭暗奪的時候，已是民怨沸騰，時不我待，近日，頻繁發生的天災人禍已足以證明，我2009年3月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的觀點切中時弊，中國進入了撕裂狀態，解決社會矛盾的暴力化傾向日益明顯，但我未就變局列出時間表，這一點，劉亞洲領先一步。

據報道，他指出，當年的蘇聯也曾強調穩定，把穩定看成目的，“穩定壓倒一切，金錢擺平一切，結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反了過來”。他並預言，中國“ 10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我們（中共）不可能有退路”。我認為，這是目前體制內改革派人物，最具體清晰的有關中國變局的論述。如果沒有更高層領導人的授命或暗示，作為一個黨員和軍人，劉亞洲不可能如是說，半官方的《鳳凰周刊》也不可能吃了豹子膽，把它放出來！由此我們也挑開了中南海的窗簾，窺視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矛盾心態：前進有路，但怕失去利益，受到人民的清算。後退無路，又怕火山爆發，死無葬身之地，故修修補補，拖延時間，但中共18大將至，時間已經不多了！

那麽，中共是否還想重複1976年10月，華國鋒與葉劍英合作之路，通過黨內高層的爾虞我詐，把過去的罪惡轉嫁到幾個人身上，再次愚弄老百姓，以延續專制政權，阻斷民主航程？18大上能有這種精彩篇章嗎？亦未可知。這種避開上述兩種道路的作法，已在近期的重慶予以地區性的演練，但文強之死並不能根治腐敗，薄熙來只不過是飲鴆止渴而已。

總之，自“六四”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進程就落入了低谷，經過21年的醞釀，民運人士不斷坐牢，流亡，努力，吶喊，如今該衝上高潮了吧！我堅信，中華民族不可能永遠背運！

2010年8月8日於多倫多

{自由亞洲電台8月9日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