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粉碎了侵華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

蔣公胸前那枚青天白日勳章是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授予他領導中華民族抗戰勝利功勳的，他一直戴着它直到逝世。

“自九•一八至七•七，是蔣介石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聘用德國顧問，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飛機；積極督導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粵漢與浙贛兩線。改革幣制、白銀國有、實施兵役法，為全民抗戰打下堅實基礎。”——黃仁宇

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北平，拉開了全面侵華的序幕。當時，日軍憑藉着其背後強大的軍事工業以及遠超出中國軍隊的裝備，叫囂着“三個月滅亡中國”。對此，歐美國家也對中國抗戰持悲觀態度，認為國民政府無法抵禦日軍的進攻，抗戰很快會失敗。

侵華日軍的狂妄和歐美國家的態度似乎並無道理。因為無論是從國力還是軍力上，日本均占據着絕對的優勢。當時日本國內用於發展軍事工業的支出高達70億日元，而日本政府也採取各種措施加強對國民經濟的管制，使之為戰爭服務。

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占領整個東北後，大規模掠奪東北豐富的資源，這也為日本的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了更強有力的保障，也使日本很快走出了經濟危機。1931年至1937年，日本工業增長的平均速度達9.9%，是歐美國家中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1937 年，日本產鋼580萬噸、生鐵239萬噸、石油169萬噸、水泥611萬噸，發電量303萬千瓦，工業總產值已經接近60億美元，占國民經濟的80%，並躍升為工業強國。

三十年代後期，日本武器裝備的生產能力達到了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餘輛的水平，造船能力為40餘萬噸，造艦能力為5萬噸。至於步兵輕武器及小口徑火炮等的年生產量，完全可以滿足進行大規模戰爭時的年需要量。

反觀1927年至1937年的中國，國民政府是剛剛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卻又面臨着中共武裝亂國，以及日本的蠢蠢欲動，此外還背負着晚清至北洋政府等歷屆前政權所留下來的巨額債務。因此雖多方發展經濟，並在關稅自主、幣制改革、整理外債、金融改革、工農業改革、交通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如在工業方面，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8.4%，工業品總產值從1927年的67.01億元至1936年增長到122.74億元，增加了83.2%；交通方面，公路通車里程由北伐前的1千餘公里增長到1935年底的9.6萬公里；鐵路由8千公里增長至1.3萬公里；但因為時日尚短和薄弱的工業基礎，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發展遠遠落後於日本。

1937年，中國的軍事工廠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的火炮，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等均不能生產。飛機和艦艇雖然已經生產出少量產品，但主要部件以及原材料必須依賴輸入。中國工廠無批量生產的能力，就戰爭的需要來說，實際上等於不能製造。

記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曾對抗戰爆發前的中日軍力進行過對比。當時，中國陸軍220萬，日本448萬；中國海軍艦艇噸位6萬多，最好的艦艇也次於日本的重巡洋艦，日本海軍為190萬噸，包括航空母艦4艘、戰列艦9艘、重巡洋艦12艘，實力僅次於英美；中國空軍作戰飛機僅有305架，但因缺乏零件等原因，實際可用的只有223架，日本空軍（分屬於陸軍和海軍）則有2700架。

此外，日本陸軍的編制充實，特種兵數量大，裝備較中國軍隊精良，而且士兵訓練有素，受武士道精神灌輸，極其頑強。 而中國軍隊除中央直屬的70個師中的40個配有進口的新式武器、並接受德國顧問團的指導外，其他地方部隊裝備較差，訓練也不那麼嚴格。

資料還顯示，日軍一個常備師團與一個中國調整師的相比，人員是中國的2倍，步騎槍多1.5倍，輕重機槍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日本師團還有炮兵車和輜重車1000多輛，坦克24輛。

顯而易見，此時中日軍力上的差距遠遠超過了當年的甲午戰爭，這也就難怪侵華日軍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之語，也就難怪歐美各國不看好中國政府。

然而，現實卻粉碎了日軍的夢想。1937年8月13日，叫囂的日軍開始進攻上海，並先後投入了30萬兵力，動用了300多架飛機和幾十艘軍艦。而國民政府則先後投入了70多萬兵力。國民黨的初期戰略是：為實現持久抗戰，決定先“以空間換時間”，即先抗戰的士兵，要儘可能地拖延，能守一天就多守一天，能守一個小時就多守一個小時，好讓後面的人有更多的時間準備。於是，英勇的國民黨軍人在裝備低劣的情況下，以血肉之軀與日軍抵抗，並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這場稱為淞滬大戰的會戰中，國民黨一些師團幾乎全軍覆沒，最終以陣亡18萬、殺死日軍4萬的代價將日軍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徹底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這寶貴的三個月，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奠定了基礎；同時，這場會戰也使國際社會改變了原有的看法。

是什麼使裝備、訓練都不如日軍的中國軍人讓日軍狂躁？讓世人刮目相看？參加此役的國民黨胡宗南部胡部第八師師長陶峙岳如此說道：“我們必須與陣地共存亡。無論官兵，思想上只有國家民族，個人安危均已置之度外……後來有人問我，在當時那種艱苦的條件下，怎麼能堅守21個日夜？我說，就是兩個字‘死守’。”

這樣的精神怎不讓人潸然淚下！“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壯哉，當年的中國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