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府

何碧

与新认识的朋友聊天，我常常提起中西风俗的不同来打破最初的沉闷。我告诉他们，中国的旧风俗常与西方相反。例如，见面时跟自己而不是跟对方握手；喝热茶而不是冷饮解暑；名人祖先的名字万万提不得；白衣是孝子而非新娘穿的；写字从右到左，地址从大到小；姓前名后；……等等，对方总是惊奇地连说有趣。偶然也会碰上个把洋阿Ｑ，嘴里不说，却露出几分鄙夷，一如未庄的人见不得城里的人叫条凳为长凳、将葱切成葱花而非葱条似的。身居异域，处处要顾及祖国尊严，脏衬衣还是尽可能拿回家去洗。所以，只有对一二知交我才言无不尽，把中国的“奇风异俗”讲完。有一次我告诉好友玛丽，过去中国人复仇，不是手刃对方，而是去吊死在仇敌的门口，可她根本就没法明白此中玄机，我也只好一笑而罢。毕竟华洋有别，要让她明白中华文化的博大精微之处，不自暴家丑大概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这种家丑似乎无处不在。内人曾一度有意将《聊斋志异》翻译改编为儿童文学混两个钱花，打开看看只索作罢：里面的风流士子一个个都是急色儿，一见美人立即动手动脚地“挑之”，接着就抱着“求欢”，多数是惯于性骚扰的流氓，有的简直是强奸犯，而这丑恶不仅与礼教伦常并行不悖，还能以优美的文字包装得出奇的精致；《黑鬼》等篇反映的清初对外界的无知，令人难以置信；但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还是官府的腐败与黑暗，一有人命官司，左邻右舍便立即被捉将官里去追比拷打，不到瘐死狱中或倾家荡产不罢休。这暗无天日的吏治不能不让你佩服祖先的精明：自挂仇家门的老辣恶毒，岂是同归于尽的血气之勇可以望其项背的？

由此想到，所谓“夷夏大防”，大概还是政府最起劲，老百姓有多少脏衬衣要藏呢？用句老话来说，无产阶级只有一条铁项练，衬衣是无从谈起的。这便是“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由来，一旦变了，政府岂非自绝生计，断了滚滚财源？咱们的特殊国情里有一条，叫做“鱼肉乡民”，这里的用字实在妥贴，它既说明了政府与人民是“刀俎”与“鱼肉”的关系，又指出了政府“出有车，食有鱼”的来源。元人杂剧里有一个“昏”官，见人告状即对之叩头，呼之为衣食父母，貌似可笑，其实不过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而已。

不过，是否鱼肉乡民并不是鉴定政府的标准，因为凡中国政府莫不如此。我们的标准其实要低得多，那就是凡不会做事、只知享福（当然不要像隋炀帝那么出格）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凡是“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政府就势必涂炭生灵。

祖传的政治学理论，只有儒、道、法三家。儒家以礼教治天下，注重意识形态洗脑，让社会各阶级严守本分、自我约束；法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君主役使臣民如臂使手；道家讲究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说明白些就是政府只管享它自己的福，最好什么事也别干别管，少来管老百姓的闲事。这在老百姓一方，无非是“蚀财免灾”的意思，鱼肉供养是小事，隔三差五的倒腾实在受不住。道家的政治理论，不仅反映了先贤们的高度智慧，而且凝聚了千百年来多少百姓的血泪！在缺乏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下，与其毫无根据、雄心勃勃地去干大事，不如不干事，零总比负数大，这是起码的常识，但又何等睿智！

悲剧在于太多的政府都耐不住寂寞，想有一番作为，而且大凡人君，没有一个不深信自己的伟大战略决策的英明，于是除了“文景之治”那一段短短的时期，道家的政治学理论就从来也不曾占过上风。秦始皇不必说，即使在黄老之学盛行的汉朝，自“盐铁论”一兴，中国便从此没有了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哪怕是隋炀帝也要去征辽东、挖运河。要是他象明武宗那样只在深宫中胡调，也不至于弄到国破家亡，成了历史上有数的昏君。

到了近代，这“有为之治”更是登峰造极、史无前例。毛主席他老人家虽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但于国学无所不窥，却偏偏忘了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教导，将中国这条鱼放在“清水里煮三次，盐水里煮三次，硷水里煮三次”，煎炸爆烤，九蒸九晒，如炼九转还丹一般炮制，生生弄得只剩一把刺。历史上从无任何君王如此雄心勃勃，“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立志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炼出一亿吨钢，放两万斤重的卫星，“宁要核子，不要裤子”……，建万世不拔之伟业；历史上也从无任何政府关心人民如此无微不至：大到耕地须翻多深，插秧须栽多密，小到裤脚当是几寸，鬓脚应留几分，乃至何时可以怀孕，何时恩准分娩……，只差房事的频度未曾纳入国家的统筹规划，实行“全国一盘棋”；历史上更无任何皇帝如此关心他身后国家的命运，为了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培养锻炼成千上万的革命接班人，不惜把偌大中国变成一部永动绞肉机，化作全面内战的修罗场……。立志不可谓不高，动机不可谓不纯，魄力不可谓不足。唯其如此，这一切努力在那种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越是急于“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就越弄得中国一贫如洗，濒于被“开除球籍”；越想解放、关怀、指导人民，就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万劫不复；越要确保江山不变色，防止“右派政变”，就越是人亡政息，尸骨未寒就“伙伴们演出了逼宫戏”，爱妻贤侄统统成了阶下囚，不仅“铁打的江山”迅即变色，连家小都未能保全两个月……。伟大领袖的王霸伟业，于今剩下的，除了万邦腾笑的“除四害”、“土高炉”那些千古笑料外，就是加在人民身上的空前绝后的重重捆绑，让后毛政权为了略略“松绑”而殚精竭虑，焦头烂额。

这捆绑也实在有效。一部中国历史，似乎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反证，处处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历朝历代的政府似乎下定决心，前仆后继，要把生产力的发展捆死，而且确实成功地把中国社会化作了活化石。要知道捆绑的威力，只须看看海外的、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人有多成功即可。改革开放十多年，政府的“为人民切切实实地办的几件实事”，无非是取消了他老人家的先前的“几件实事”，去掉了人民公社、绝对公有制那两条绳索。以道家的大智慧，将负数化为零，“无为而无不为”。虽然这个政权仍然摆脱不了对绳索的由衷喜爱，但人民“戴着脚镣跳舞”，仍然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由此可知，几千年来中国其实一直是一匹神骏，被各式各样的政府用各种各样的缰绳牢牢地拴在原地。龚自珍曾将中国比为“病梅馆”，在我看来比作“小脚院”似乎更为贴切。

中国人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要是没有政府的捆绑，要富强又有何难！要称雄世界，根本不劳政府操心，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最起码的一点点自由而已。在现阶段，西方那种“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较为现实的，是帮助政府完成从“极权政体”到“开明专制政体”的转变，逐渐达到晚清时快要成功的“虚君共和”。刻下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严守“岗位责任”，亦即做官当老爷，收收贿赂，搞搞官倒，放权让利，千万不要做事，尤其不可做大事，更搞不得“三峡工程”那种劳民伤财、坑害子孙万代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