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最近在自己和網友的博客中參與了一些美國政治經濟問題的討論，深受網友的啟發，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觀點。為了留個記錄，也作為拋磚引玉，在這裡以“隨想”的形式記錄下來。為了討論方便，計劃分為五篇，每篇集中於一個題目，從具體到抽象分別為：關於美國國債，美國如何保持競爭力，美國的未來，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前途。因為是隨想，就不引經據典，而只是憑印象說話了。各位姑妄聽之吧。】

最近提高國債限度的政治風波和對美國國債評級的降低，引起了美國國內各種政治經濟理念的撞擊，特別是茶黨極端，強硬的立場通過這件事占據了美國政治版圖的一角。歸結起來，可以說主要爭論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是應該繼續花錢刺激經濟，還是應該削減赤字？奧巴馬上台後，繼續 布什救助金融機構的做法，而且通過了經濟刺激法案，斥資一萬億左右來“刺激”經濟。應該指出，這兩次花錢是不同的性質。對於金融機構的救助是為了解決一個特定的危機（現金流通性），而且雖然有巨額損失的風險，但這筆錢的投入與收回都有一定的計劃。而經濟刺激只是遵循了凱恩斯主義的“花錢提高就業”的一般原則，對於花錢的範圍和預計的回報都沒有明確構想。到了今天，雖然國會中主張繼續前兩年大筆花錢政策的人不多了，但有些自由派的經濟學家仍然聲稱“就業重於赤字”，言下之意就是主張不管政府財政狀況，繼續大筆花錢刺激經濟。

這裡我不想評論凱恩斯主義這個一般理論以及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效果這個特定的話題，而只想指出，目前美國的財務狀況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甚至影響了美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美國國內，民眾與政治家也對債台高企的局面日益不滿。這不僅是因為目前的國債與赤字水平，而且因為這個赤字水平看來已經不是應付經濟蕭條的臨時措施而是成了可預見的未來的常規狀態。而這次國會關於提高借債限額的僵局更反映了美國政府對於控制赤字的無能。這是美國信用評級被降低和茶黨政見得到廣泛同情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情況下， 不管凱恩斯主義如何美妙，它已經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務實的政治家只能在沒有附加資金的情況下設法復興經濟，而不是再說“工作機會最重要”這些空話。要知道，舉債花錢刺激經濟，這是誰都會幹的事兒。而在客觀條件的約束下找出最佳解決方案，才是對於治國能力的考驗。

第二個問題，如果必須削減赤字的話，應該增稅還是應該縮減開支？這兩個選項的一個主要區別是控制政府規模的問題。顯然，前一個選項導致更大的政府，而後一個則減小了政府的規模和權力。所以，增稅還是節支，就成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理念爭論的一個焦點，而不只是有些人描述為的“富人與窮人之爭”。我認為，從經濟角度說，政府花錢肯定沒有私人花錢效率高。在官僚主義，決策失誤，權錢交易等方面，“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國的政府都一樣。但是畢竟一個社會中有些經濟需求是不能靠市場來滿足的，例如基本設施的建設，基礎研究，行業內部和之間的協調等。所以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全然否定。然而，另一個非常重要卻少有人注意的因素，就是政府掌控的財政資源可以被用來推行其社會政策。雖然美國憲法，特別是民權法案對於聯邦政府的權力範圍作了界定，使得國會不能通過法律形式來左右公民和私人機構的行為，但是國會和行政部門卻可以對接受聯邦政府的資助或訂單的私人公司提出各種要求，從而推行某些社會政策。例如著名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Action）就是這種性質的。而保守勢力也曾同樣利用聯邦資助權來限制對於人工流產選項的宣傳和對於幹細胞的研究。在奧巴馬推行通過的健保改革法案中，也包括了建立很多機構“研究”醫療服務和醫療資源分配的政策問題。可以想見，當聯邦政府成了占據統治地位的“保險提供者”之後，全國所有醫院和醫生都需要為政府的健康服務政策效勞了。所以我們在接受政府在經濟中 扮演的角色時，也不要忘記了政府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政治動物。而且從小布什以來，兩黨在白宮和國會都有過表現的機會，也都乏善可陳。在這種情況下再要增稅擴大政府，也太說不過去了。那些認為大政府對美國有益的人，應該先從小政府做起，把“政府”的信譽掙回來再說。

當然，目前赤字是如此糟糕，不加稅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拖下去，只能在現實上和心理上把這樣的赤字水平變成“常態”，使得以後的削減更加困難。所以我贊成暫時加稅。但應該成立一個特殊基金，把加稅得來的收入專用於還債，而不是併入一般預算之中。這樣才能在為政府“擦屁股”的同時，不再次養虎遺患。

第三個問題，如果要縮減開支的話，應該如何對待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我們常常聽到Mandatory Spending,Social Benefits, Entitlement之類的詞。它們精確的定義有不同，但大體上是指政府向某些民眾發放的金錢項目。在2010年，這部分錢占政府總開支的一半多一些，共有一萬九千億美元。由於削減這部分開銷會直接影響部分國民的收入，但不削減又不可能做到平衡預算，這個兩難問題也是兩黨爭執的重點。兩黨的立場不僅涉及理念之爭（政府是否應該負責國民福利），也是保住各自票倉的博弈。但是很少有人指出的是：這個“社會福利”的開支實際有兩部分：社會福利保險（SocialSecurity）和老人醫療表現(Medicare)是一部分，其他的社會救濟（Medicaid, FoodStamp, Unemployment Benefit等）是另一部分。在2010年，前一部分總花費為一萬兩千億，後一部分為七千億。這兩部分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前一部分有專門的稅收和基金會來支持，對於納稅人來收等於是一輩子繳稅換取老年的福利。聯邦政府雖然管理這些基金並用聯邦債券來“借用”基金的盈餘，但從法律上沒有責任在基金用完後繼續承擔支付的責任，也沒有挪用這些基金的收入或存底來堵其他預算窟窿的權利。而後一部分取決於現時的社會與財政政策。我認為，社保與老年醫療的確面臨長遠的問題，但這與目前的赤字危機是兩回事。對於這個體系的改革應該從長計議，而不是用財務危機來綁架這個改革。而社會救濟的部分則是應該量入為出，與其他花費項目如國防一樣，列入削減的範圍。當前首先要做的，是恢復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做法， 把社會安全基金從聯邦總預算中分離出來，並把老年醫療基金也如此對待。這樣才能避免雙方在“社會福利”問題上攪渾水，既保護了社安與醫療系統，又不以“保護退休者福利”為名為其他福利政策提供“防空洞”。

總而言之，前兩年為了應付危機而“不惜代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面臨的不僅是高赤字高國債的“潛在危機”，而且是債務信用降級，國際地位受到威脅的“硬性約束”。在這個時候，理念之爭已經沒有多大意義。我們需要的是“在約束下優化”的工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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