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百多年前，“會讀書而不會用”的中國讀書人，由於自己像“阿Ｑ”一樣地被西方人欺負、侮辱時。馬上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三省吾身”起來。最後反而“恩將仇報”地、拿讓自己變得聰明和能力超強的文化，當成“軟柿子”來亂捏撒氣，竟然得出是自己的“文化落後”的結論。讓那點“因莫名其妙的文化而建立起來的莫名其妙自尊心”，被西方的物質文明徹底摧毀，最後只能將那個“博大精深”，變成『一件披在清末“八旗子弟”身上、來滿足那點可憐虛榮心的“黃馬褂”、或一隻乞討時用來取得心理平衡的“金飯碗”』以至於立刻像開發自己身體的“郭美美”一樣，上門去把代表山寨民主和自然科學的“德、賽”兩位，如童話中的裁縫先生請來，並認作“乾爹”、對其行“弟子規”之禮。從此一口一個“乾爹長、乾爹短”，肉麻地嚷嚷起來。卻從來不對這兩位“乾爹”在私底下的所作所為，產生“防人之心不可無”的懷疑，反而一味地“邯鄲學步、東施效顰”起來。終於把中國社會忽悠成今天這副慘不忍睹的樣子。可以說跟那兩位別有用心“乾爹”的“手腳不乾淨”，是絕對“脫不了干係”的（歡迎西方人來追究）。
當然，《新理論》根據“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傳統美德，是不會、也不應該一味地“委過於人”的。因為以讀書人為代表（如李敖大師）的中國人自己，先犯了西方偉人馬克思口中“最不能原諒的錯誤--輕信”；更違背了東方偉人毛澤東“凡事都要先問一個為什麼”的諄諄教導。最後才會像激進幫魯迅的“拿來主義”那樣，不求甚解地，把西方的“無知”當“有理”，而“照單全收”下來，一股腦倒進自己醬缸、糞坑般的社會裡，要是不長蛆蟲、生臭氣，那才是咄咄怪事了。
這絕對不是讀書人那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般、讓《新理論》蒙羞的“狗血噴人”。而是對錯誤觀念的一種有理有據，以理服人的批評或呵斥。就以“人、人性、人道和人權”等、一系列跟人類自己切身利益有關，被肉麻地吹捧為“天賦、神聖”之類的概念為例，以“賽先生”最得意的、嚴謹的科學之道來說說吧。
根據西方在自然科學領域裡的成功經驗，可以歸納出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對組成任何一門科學理論所需要的全部基礎結構性概念，一定要準確地加以定義，給出具有唯一性的邏輯特徵，以免概念混淆不清而導致人為的錯誤發生。比如在電學理論中，會明確無誤地，對“電子、電壓、電流或電阻”加以明確無誤的定義。後人才能在這個基礎上認識、解釋相關現象並指導實踐，進而作出創造性的貢獻。
但是今天被我們當成圭臬的西方社會理論，對人類自己的認識，卻至今拿不出一個可以給自己定性的邏輯特徵。居然始終還停留在生物學或生理解剖學的層次上。愚蠢而顢頇地非要把自己說成是“高等動物”，在一味要跟猩猩“認祖歸宗”的同時，卻以真正如猴子般的“智商”，堅持起“種族優越論”來。看在中國文化眼裡，只能是“比普通猴子聰明一點”的猴子“悟空.孫”而已。只是如果科學地看，這種在認識的起點上就犯下的方向性錯誤，必將引起“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結果。一定會把人類社會導入“棋錯一步滿盤皆輸”的結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連“自己是什麼東西”都說不清道不白，且無知兼無能的現有西方社會理論，是導致人類社會一切不幸和災難的“總根源”或罪魁禍首，無一例外（歡迎能言善辯的李敖大師或他的擁躉們，出來“撥亂反正”）』
不幸的是，正是這種愚昧無知的社會理論，由於一開始就不能科學地認識或解釋人類，將自己定位於天地間恰如其分的正確位置上。接下來當然也不知道“什麼是人性”，反而把“人性”跟是個畜生就有的自私、貪婪和性慾望之類的“天性”混為一談，還要大加吹捧，邏輯上等同於說『豺狼虎豹、豬狗牛羊等畜牲也有“人性”』其荒謬程度可見一斑。何況當前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恰恰證明人類社會，有向“動物世界”靠攏的危險。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人類社會就在這種錯誤理論基礎上衍生出來的人道、人權等概念的邏輯特徵上，一起異化為等同於“畜道或畜權”的共性。從負面在物質文明搭建的標量（沒有方向概念）跑道上，以叢林法則為比賽規則，朝着當初由此出發的、代表原始野蠻的叢林“原點”，開始了一場賽跑。而中國人將會因為優秀文化加工而獲得的“絕對值”能力，領跑在令全世界望塵莫及、瞠目結舌的“前（負）面”，順理成章地獲得一塊“人禍冠軍”的金牌。這難道不正是今天中國社會已經顯現出來的真實現狀嗎？
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責無旁貸”。根據科學《新理論》的客觀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判斷，以讀書人為代表的中國人，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因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跟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兩者，理應分工合作，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個方面，起到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的平衡作用。這裡面絲毫沒有牽強附會，因為事實上，中國文化以科學而巧妙的壓縮方式，蘊含着人類社會中所需要一切相關要素和啟示，並以極高明的語言文字，讓中國人具備了高等動物無法企及的聯想能力。如果不是讀書人受到西方花花綠綠的物質文明勾引，產生了天性“共鳴”，在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如將“食、色、（天性）也”這句準確無比的判斷，改頭換面、偷梁換柱地解釋為“吃喝嫖賭都是人性”），更一直沒有找到“幸福真諦”的同時。就迫不及待地當上“跟屁蟲”。急於求成地、以自己的絕對值能力，從文明進步方向的負面，去搶着“向錢看”和花天酒地（所謂的“消費”、即消耗和浪費是也），造成今日中國社會之不堪現狀。以至於到今天，酒足飯飽甚至腦滿腸肥、已經醉眼惺忪的中國人，連認真地坐下來，去思考一下《新理論》的時間和力氣都沒有，整個一嚴重的“酒後駕車”狀態。就不知“持才傲物”的李敖大師，是否也“坐在車裡”、甚至是副駕駛的座位上，而必須承擔“連帶責任”？！
正所謂“仗義多為屠狗輩，忘（中華文化之）恩皆是讀書人”是也。嗚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