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人民到底需不需要“人民戰爭”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8月19日16:56:4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當我們自己盡力混淆兵與民的界限時，難道還能要求敵人能準確無誤地分辨誰是兵、誰是民？當每個身着便裝的平民都被教育舉起刀或者拉響手榴彈英勇殺敵之際，難道還能要求敵人只能將兵士都當成平民，而不是將平民都當成兵士？ ◆高伐林 　　從開始記事的歲數起，我們就被教育“全民皆兵”，“七億人民七億兵”（居然連行將就木的老人和剛剛呱呱墜地的嬰兒都被囊括在內！），城市的街道兩旁，農村的茅舍牆壁，都會寫上“能文能武，亦民亦兵”之類標語。1965年，林彪署名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周年長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闡述的正是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在《人民日報》上從頭版頭條，轉二版、三版……登了滿滿幾大版。 　　到“文革”開始，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傳達開來，使“全民皆兵”更具有了“歷史高度”和“理論深度”。當我插隊時，進工廠當學徒工時，都被編入民兵，雖然沒有真槍真彈，也得軍訓、拉練（至今佩服“精神原子彈”這一說法之高妙），那個年月，連工廠的車間、工段、班組，都改成部隊建制的連、排、班——車間主任就是連長，工段長則是排長；我們脫口而出的都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那個年月，讀的書、看的電影，不是中共抗日的敵後武工隊、鐵道游擊隊如何在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中大顯神威的傳奇，就是南越游擊隊以劣抗強打擊美國侵略者的佳話，當然，還有中國最好的朋友阿爾巴尼亞“一手拿鎬，一手拿槍”的激動人心的口號。 　　幾十年後，世紀之交系統、全面的“超限戰”的理論，就是從那樣火紅的年代發軔的；我們也不難發現本·拉登等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學說，其思想來源和基礎之一，正是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同樣就在那個“全民皆兵”的時節，我們義憤填膺地譴責日本法西斯“三光”政策、美國鬼子屠殺老弱婦孺的殘暴行徑，或者嘲笑敵人面對平民也如臨大敵。我們從來沒有靜下心來想一想：屠殺平民的罪行，與“全民皆兵”的義舉，這二者之間有沒有聯繫？——當我們自己盡力混淆兵與民的界限時，難道還能要求敵人能準確無誤地分辨誰是兵、誰是民？當每個身着便裝的平民都能突然舉起刀或者拉響手榴彈英勇殺敵之際，難道還能要求敵人只能將兵士都當成平民，而不是將平民都當成兵士？ 　　我的頭腦中視作天經地義的“全民皆兵”“人民戰爭”思想，第一次受到衝擊，是七十年代末“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參戰之前，解放軍從上到下都進行了軍紀教育：要打擊的敵人，是越南人民軍，而不是手無寸鐵的平民。但是攻入越南國境，很快就吃到了苦頭。參加過這場戰爭的將士，無數次對我講過大同小異的故事：攻進一個村莊，不見敵軍蹤影，只有拖着鼻涕的半大孩子、蓬頭垢面的村婦蜷縮在牆角。當解放軍將他們掃視一番，越過他們向前方搜索，從他們中突然摔過幾個手榴彈，硝煙散處，解放軍倒下一片；衝進一個服裝店，近乎一絲不掛的少婦少女，讓解放軍小戰士臉紅耳赤不敢正視，就在扭開臉的同時，她們卻不知從哪兒抄起一把中國國產的五六式衝鋒鎗，迎面就是一梭子……就是這些不知算兵還是算民的對手，給解放軍造成了極大的傷亡。後來，解放軍也就不能再分辨什麼兵呀民了，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只要覺察到一絲危險，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人”。 　　（剛才我想給這篇文章找張中越戰爭的圖片，無意中發現了這篇報導：《中越戰爭紀實：活捉6名裸體越南女兵》，可資佐證。這篇文章流傳甚廣，好像哪個網站都轉載。這兒就是：http://news.qq.com/a/20080307/002777.htm） 　　就在前幾天的一個party上，還有朋友回憶起這場戰爭中的往事說，解放軍到後來就見人就殺了——不是他們殺紅了眼，而是在殺機重重之際，不是“先下手為強”，就會“後下手遭殃”！ 　　我不懂越南文，但我猜想，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之前，越南一定大量出版、大量流傳過關於中國軍隊屠殺平民暴行的故事。 中越戰爭中解放軍許多傷亡，是由不知算兵還是算民的對手造成的。 　　作家、學者趙無眠2006年7月8日，在新澤西一個座談會上演講時，曾經談過軍隊投降的問題，也涉及這個兵民關係。他說： 　　中國從古到今都認為投降是恥辱——像哈金寫的《戰廢品》也寫到這種心態，不覺得逃跑是恥辱。打不過，可以逃，不可以降。逃跑之後，躲到平民中間，換上一件老百姓的衣服，再去打，認為這是了不起的。 　　日本人打下菲律賓，美國軍隊撤退，但是為了那些美軍俘虜，已經逃走的那位美軍將軍，又回來，對日軍簽下投降書。為什麼？作為一個將領，要對自己的將士負責，投降就是負責，這不僅是必須，也是很有勇氣的行為：打不贏了，可以投降——必須投降。後來到了日本人大投降時候，這個美軍將領，代表美國戰勝者簽字，扳回了榮譽。 　　中國軍隊呢？不投降。打不贏，一鬨而散，主將唐生智帶頭逃跑。你當時怎麼說的？“有我在，就有南京城在！”沒有層層下達撤退的指令，先將船都燒了。現在關於這次保衛戰的親歷者的回憶很多，那麼多散兵游勇，日本人還沒有到就哄散了，無船渡江，要撤也不知往哪裡撤，大量轉入民間，轉入難民營。沒有經過投降程序的，叫戰俘嗎？按照西方的觀點，這不能叫“戰俘”，而且你躲入民間，隱藏起來，隨時可以襲擊，他只能將你當戰場上的敵人看。 　　趙無眠還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我與一位在美國讀了博士回去當教授的朋友談起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東方民族有東方的傳統，不能按照西方的方式去打仗。我說：既然按照東方的傳統打仗，就不能享受西方戰俘的待遇。不能說，不投降，一鬨而散，這是東方傳統；但又要求對方執行西方方式，按照海牙公約優待俘虜。要說東方的傳統，中國是從戰國開始就殺俘虜啊，坑趙卒四十萬。那還是投降的呢，不投降，當然可以殺，他哪知道你是兵是民？ 　　趙無眠並指出：軍人的職責，就是守土抗敵。軍人的投降與不同政見者的投降是兩回事。後者關乎個人操守，前者則是職責。守不了土，抗不了敵的時候，應該承擔這個責任，而不能讓平民來承擔。電影《小兵張嘎》寫河北抗日故事，其中有個八路軍戰士被日寇追捕，躲到一個村里，張嘎的奶奶將他藏起來。葛優的爸爸演日本鬼子：“交出八路！”奶奶當然不交。最後日本人要捅死奶奶，八路軍戰士出來了：“我是八路！”可一開始你為什麼不出來呢？為什麼要等到奶奶處在危急關頭再出來呢？你不知道日本鬼子有多麼壞嗎？要是一開始就出來，奶奶怎麼會有危險呢？還有這樣的事例：砸死一個日本人然後躲了起來，日本人就抓去大批的婦女當“慰安婦”…… 《小兵張嘎》迄今仍是“紅色經典”。 　　趙無眠這番話，當時在座談會上和會後就引起了熱烈爭論。這裡我將之摘抄出來，請更多朋友思考。 　　 　　今天我寫這篇隨筆，一來是受到前幾天party上朋友回憶對越戰爭往事的觸動，二來是在共識網上讀到原發於上海《新民周刊》的一篇文章的啟發。《新民周刊》刊發時題為“將要來的人”，作者是用評點意大利影片《將要來的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考。但是共識網轉載時，改了下面這個更為醒豁的標題。 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游擊戰 作者：西風獨自涼，來源：共識網 （原載《新民周刊》，題：“將要來的人”） 　　1943年10月13日，二戰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與盟軍簽署了停戰協定的意大利反戈一擊，向曾經的盟友納粹德國宣戰。德意關係急轉直下，意大利游擊隊遍地開花，除了向盟軍提供情報，還頻繁襲擊德軍，僅1944年6月到8月，德軍即被游擊隊幹掉5000人，傷者多達25000到30000人。在盟軍的支援下，游擊隊解放了米蘭、都靈等上百座城市，接受了兩個德國步兵師的投降。 　　游擊戰為二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以此為題材的影片汗牛充棟。1945年羅西里尼描述游擊戰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轟動世界影壇，成為新現實主義的絕佳宣言。然而，游擊戰帶給平民的痛苦、及其戰爭倫理上的困境始終無可迴避。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禁止以背信棄義的方式殺傷敵軍，游擊隊如果沒有“可從一定距離加以識別的固定明顯的標誌”或“公開攜帶武器”，就不算合法的戰鬥人員，不受戰爭法的保護，被俘後不享受戰俘待遇。 　　於情於法，誰不想堂堂正正、痛痛快快地跟敵人干一場？但在力量尚未壯大的情況下，游擊隊只能以平民身份為掩護，用隱匿武器等“背信棄義”的方式襲擊強敵，否則無異於雞蛋碰石頭。敵占區的人們陷入兩難選擇：要麼在暴政下忍辱偷生，等待盟軍解放；要麼違反戰爭法，用包括背信棄義在內的一切手段反抗法西斯。 　　用鏡頭表現對游擊戰的反思，始自梅爾維爾的經典《影子部隊》（1969），法國城市游擊戰之骯髒、血腥，強烈地震撼着觀眾的心靈。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意大利影片《羅馬大屠殺》（1973）來得更為直接：1944年3月23日，游擊隊在羅馬市區用路邊炸彈炸死33個德軍，前者並不擔心遭到大規模報復：“你說德國人會屠殺人質？好，那就讓他們干吧，整個羅馬都會起來反對他們。”結果，納粹按照以1還10的比例，在羅馬附近的阿爾戴阿蒂納山洞屠殺了335名人質。有觀眾為此發表政治嚴重不正確的評論：“那些意大利人就不該招惹德國人，人家巡邏也沒礙他們什麼事，炸了人家自己不也倒霉嗎？” 　　意大利影片《將要來的人》（2010）以蒙特索雷和馬察博托大屠殺為背景，“將要來的人”一語雙關：村婦孕育的胎兒，以及即將到來的德軍、游擊隊。前者象徵着希望，後者將給平靜的山村帶來什麼？村民阿爾曼多十分反感德軍：“為什麼他們不在家照顧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我們已經夠煩的了。”該死的德國佬竟然徵收豬肉稅，而今只有屁無捐，農民殺個豬就像做賊一樣，這是游擊隊能夠產生並得到民眾支持的原因所在。 　　意大利熱衷於拍攝格式化的抵抗、一味歌頌愛國主義，導演吉奧吉歐·蒂利提想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並銘記歷史。《將要來的人》不願簡單地鼓吹或質疑對暴政的反抗，而是通過阿爾曼多不願說話的小女兒瑪蒂娜的視角，展現大屠殺的前因後果。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意大利游擊隊的輝煌浸透着民眾淋漓的鮮血。哪些是無謂的犧牲，哪些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今天的我們是否具備鑑別的能力？ 　　村民對德軍儘管談不上有什麼好感，雙方雞蛋和酒等農產品的買賣進行得還算融洽，有時德軍還玩雜耍逗大家開心。游擊隊襲擊德軍之後，後者搜索無果，面孔青澀的少年兵仍把麵包切開來分給孩子們，顯示出發自內心的善意。“游擊隊中許多人的說話和穿着跟我們一樣”，瑪蒂娜作文里所寫並非無的放矢。盟軍向游擊隊空投物資、游擊隊襲擊德軍落單的車輛，就發生在沉默寡言的瑪蒂娜的眼前。在那個對村民最為友好的少年兵被游擊隊處決之後，瑪蒂娜非常難過，情勢也驟然變得緊張起來。 　　作為德軍數一數二的“垃圾”部隊，黨衛隊第16“帝國領袖”裝甲擲彈兵師以名頭響亮、裝備精良、戰績糟糕、濫殺平民著稱。為報復游擊隊的襲擊，1944年9月29日，在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雷德爾少校的指揮下，第16師在蒙特索雷和馬察博托大開殺戒，至少有770名老人、婦女和小孩慘遭屠殺。躲在山上無所作為的游擊隊員、赤手空拳向德軍發起衝鋒的阿爾曼多、刺殺納粹軍官的受傷少女，影片不動聲色、對比鮮明的鏡頭流淌着無盡的悲哀。 　　抗爭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是怎樣的抗爭才最符合民眾的利益。1865年4月，南軍司令羅伯特·李將軍見大勢已去，寧願投降被當作戰爭罪犯絞死也不接受部下深入山區打游擊的建議：“那等於把戰爭的責任推給了無辜的人民，帶來的只會是無止境的爭鬥和血腥的屠殺。”李將軍去世之後，他曾經服務過的華盛頓學院改名為華盛頓與李大學，將軍的塑像也坐落在校園內。以此觀之，千百年後有人吟誦“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何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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