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乐丝以公司为喻，美国有一个执行长，却有两个董事会，一直在花力气想尽办法证明对方是错的；欧盟没有执行长，却有27个董事会，而且每个董事心里想的还不一样；相对来说，中国只有一个执行长，一个董事会，一旦拍板定案就贯彻执行。

　　无独有偶，福山的演讲也与此有关。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扬名，这位日裔美籍学者当年在柏林围墙推倒后即指出，人类有关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历史正走向终结；冷战结束，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象征西方阵营的最终胜利。福山的论点对解释现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引发一些争议，特别是冷战结束迄今为止的20年，所谓后冷战时期一些国家的表现，折射出福山的判断似乎过于武断，也可能失之过早。

　　福山日前在台湾的演讲，看来就是为他的“历史终结论”做出修正。福山以东亚地区民主发展为主题指出，东亚民主发展的弱点在于社会欠缺制衡力，不具责任政治的传统；欧美则是制衡太多，甚至是过度制衡，影响政府的决策。就此而言，他与奈思比及桃乐丝的观念相当接近。妙的是，他也以公司治理比喻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他说，中国政府由上而下，层层控管，显示威权政府推动政策效率高；但他也说，过多的制衡虽使决策受限，但不能否认民主的价值，因为透过民主程序，决策速度虽慢，但通常能做出最好的决定。

　　福山的论点，很容易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中找到例证。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铁路，不但车速快，发展速度也快，这即是威权政治的效率。然而，高铁的腐败与出轨事件也同样证明了威权政治的缺失。正是“成也威权，败也威权”。

　　很明显，“历史尚未终结”，因为一个更完善、有利于竞争力与经济的政治体制仍有待探索；欧美模式的制衡民主政治与中国模式的威权政治，似乎各有优劣。奈思比夫妇所言，更多的是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弱点与中国威权政治的优点；福山则从过去（写《历史的终结》之时）更多地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点，到今天似乎可以更平衡地比较欧美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长短，说明未来全球面对的共同的挑战课题，是如何将两种体制成功地通过扬长补短来修正。

　　于是，我们就可以谈到两岸关系了。在政治体制上，台湾无疑是更多地接近西方模式，自然也因此拥有西方模式的优点与缺点，效率略低，但风险与问题也较少。如果桃乐丝的观点可供参考，未来世界的竞赛规则是比竞争力，各国竞争力又取决于各“公司”的决策体制，那么，“台湾公司”与“大陆公司”之间，“中国公司”与“欧美公司”之间，如何撷长补短，就成了两岸及全体人类共同的历史作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