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內製作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正風靡海內外。該劇激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爭議。對該劇的藝術性、歷史逼真感、和觀賞價值，觀眾都一致予以肯定和讚賞。但涉及其寓意，則看法兩極。一種看法認為：該劇重塑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歷史“反角”，是為他們翻案，或為當今權貴背書，比如，以李鴻章的“賣國”合法，喻江澤民的“賣國”合法；或為當權者的“穩定”論尋找依據和說詞。另一種看法認為：電視劇以一幅生動的近代史畫卷，含蓄推崇孫中山等民主先賢所主導的共和革命，謳歌民主、自由、與憲政，諷古喻今，影射和抨擊短暫民國之後的專制復辟，尤其是當代的獨裁。

的確，這部長達59集的大型電視巨作，涉及幾乎所有的近代重要歷史人物。而且，該劇“大膽”修改了近代歷史上的人物定位。劇中對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和孫中山等關鍵角色，都有全新的造型。 但如果據此以為是為慈禧等人翻案，為江澤民等人背書，則筆者不敢苟同。

試看劇中的若干鏡頭：北京清宮，御宴。一百多道精美佳餚被唱着名擺上來，慈禧卻嘆了口氣：就這麼點兒菜，真沒辦法下筷了！鏡頭切換，東京皇室。為了籌集海軍軍費，一再從內庫(私庫)中撥出款項的日本天皇，又宣布：從今日開始，朕每日只食一餐！

東京皇室。天皇聽完首相有關甲午海戰的戰報(日方大獲全勝，中方全軍覆沒)，緩緩迴轉身來，含淚微笑道：朕餓了！首相於是大喊：快擺宴席，陛下餓了！天皇揚手制止。旋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紙包，打開來，是已經啃過一半的面狀食物。天皇笑着，一邊淌着熱淚，一邊大口啃食着那半截麵食。鏡頭切換，北京清宮，御宴。慈禧與光緒坐在膳台上，面前擺滿了山珍海味，卻不能下咽(因為打了敗仗)。光緒勸道：親爸爸，您吃點兒吧！所有的大臣都齊刷刷地跪下來，泣勸：太后，您就吃一點兒吧！

除卻細節之外，還有同一時代兩國總氣象的對照：東京皇室：天皇自律勤勉，國會激烈辯論，國民眾志成城......北京清宮：太后高高在上，群臣跪拜，口稱“奴才”。或勾心鬥角，相互告狀，或誠惶誠恐，自煽耳光......

這類寓意深長的對照或暗示鏡頭，在劇中比比皆是。明白人以為：這是對慈禧等人的褒呢？還是貶呢？

其實，以筆者觀之，無所謂褒，無所謂貶。客觀主義，才是該劇奉行的原則。將史實與場景客觀地呈現於你面前，由你自己，帶着你的智慧，去鑑別，去評判，其中的是非曲折，其中的謬誤真理。畢竟，現實是複雜的，不論好人還是壞人，都不會在額頭上刻下好或壞的標籤。相形之下，那些臉譜化的所謂歷史劇（如《雍正王朝》），大可以休矣！

其實，大凡對中國近代史有一點概念的人，都非常清楚：晚清與後共，這兩個相距百年的專制王朝，從本質到形式，都有驚人的相似。 這，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歷史常識。《走向共和》，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為這兩段具有驚人相似的歷史做進一步形象的背書和詮釋。經濟上，閉關自守達二百多年的滿清專制王朝，正受到當時來自境外海上貿易（全球通商）的衝擊；而上世紀末，閉關鎖國達三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面臨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和一體化浪潮的挑戰。政治上，清王朝面對國內外立憲或共和變革的壓力；共產黨則受制於海內外民主改革的呼聲。其間的許多口號、事件、與人物，甚至完全可以劃上等號： 晚清主導的“洋務運動”，等於後共實施的“改革開放”；晚清國策“祖宗之法不可變”，等於後共立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或“穩定壓倒一切”；晚清主張“富國強兵”和“船堅炮利”，等於後共口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軍事現代化”；晚清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於後共所謂“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交上，晚清有“外須和戎”，故簽《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後共有“韜光養晦”，故簽《中俄邊界條約》、擱置釣魚臺和南沙群島等爭端；晚清首創“十里洋場”上海，後共炮製“經濟特區”深圳；晚清聲稱“千年未有之變局”，後共吹噓“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失敗的“八九民運”，等於流產的“戊戌變法”；太上皇鄧小平，就是當代“老佛爺”慈禧；被軟禁的趙紫陽，恰是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忙於媾和的李鴻章，豈不是到處“消氣”的朱熔基？如今的“太子黨”，正是當年的“八旗子弟”；至於官場腐敗，百年後與百年前，不僅酷似，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重要的一點，如果我們不願意承認當初滿人入關後，華夏實際上已經亡國喪國，至少要承認，滿清是一個外來政權；嚴格地說，共產黨也是一個外來政權，一個由德國人和俄國人混血的怪胎。連毛澤東都承認，他死後，是要去見馬克思，而不是孔夫子。非但不見， 還要“批孔”。在《毛澤書信集》中，毛澤東明白地告訴蔡和森：“吾深惡愛國主義，而主張國際主義。”值得留意的是，在整個《走向共和》的電視劇中，沒有“中國”之稱，只有“清國”或“大清”之謂。不可小覷，編導之良苦用心。說得寬一些，百年前後的歷史相識性，已經到了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程度：當代任何一類中國人，都很容易在電視劇中找到自己的面目，識別自己的“前生”。不論你是在朝的當權派，在野的反對派，“體制內”者，“體制外”者，還是事不關己的平頭百姓。

該電視劇展現了大量警鐘與寓言式的歷史畫卷。臂如：劇中用相當篇幅，展示了百年前中日兩國之間的競爭和對比(這一競爭和對比迄今仍在進行)。當時，中國海軍(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結果，卻在與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決戰中，全軍覆沒。船堅炮利(硬件)何益？只要制度與人心(軟件)未變，表面上的富強儼然貧弱的面具。海軍走私，假彈演習，與當今解放軍情形何其相類？ 劇本因此昭示：不應該僅僅是富強，富強未必救中國。這是歷史一再留給中國人的警訓。畢竟，歷史上，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國的富強不止一次；今天的所謂“繁榮”，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今天的所謂”繁榮”程度，更遠非“空前絕後”。(僅二十世紀10至30年代，那段被公認為“內憂外患”的年代，中國經濟就一直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快速增長。) 富強，為救國的必要條件，卻絕非充分條件。

這個道理，即便是那些負笈海外，“光宗耀祖”的留學生們，也多數沒有明白過來，百年前如此，百年後依然如此。比如，大名鼎鼎的嚴復，彼時，是留洋海外、學有所成的代表人物，回國後，不僅沒有為中國的徹底改造鼓與呼，反而與楊度等守舊勢力同流合污，組成所謂“籌安會”，力主袁世凱稱帝。謂之符合“中國國情”。其所學矣，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其所為矣，助紂為虐，遺禍千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是錢學森等輩，以“愛國”為名，傾其所學，充當獨裁者的“導彈之父”；以“科學”為名，偽證“畝產上萬斤”為“真理”。相信“錢學森們”回國建設的初衷本來良好，但落入極權社會的陷阱之後，卻身不由己。試想，在“文革”武鬥或八九年血洗我莘莘學子的槍膛中，有多少彈藥，是“錢學森們”的傑作？而在錢學森之後，為獨裁者歌功頌德者，依然前赴後繼，如李政道、楊振寧等人，何嘗不在此列？令人痛心的是，“錢學森們”的隊伍還在不斷壯大，就在今天，就在全美、全加、乃至全世界“洶湧澎湃”的中國留學生大軍中。據說，一些人當了“海龜”後，對封鎖互聯網貢獻甚巨，聞之令人欷噓！受了文明的教育，卻改不了對抗文明的“反骨”。中國人啊，死性的中國人！

眼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甚至其對立陣營)，又在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只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的風暴必不期而至，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盪的成本。 縱然有此成本，責任顯然不在革命者，而在舊勢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代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中，把近代“西方列強”的照會，一律斥為“強權”、“勒索”。可電視劇中，只要仔細傾聽那些如實展示的照會內容，卻得出不同的結論：許多照會客觀上有利於中國！諸如：義和團暴亂驟起，鋒芒所向，不僅搗毀外國使領館(嚴重違反基本的國際準則)，而且，任何與西方文明相關的人與物，均遭塗炭，比如，不准使用“洋產品”，於是扒鐵路，毀電線，甚至連那些身上僅帶有一隻鉛筆的國人，都慘遭格殺。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幾年前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及其極端宗教狂熱。針對義和團，“西方列強”一再以照會奉勸清政府，要求他們主動採取行動，制止義和團殺害傳教士和無辜百姓，停止圍攻外國駐華使領館。但清政府中的強硬派，卻另有算盤，企圖利用義和團的“極端民族主義”，來對抗外國，鞏固政權。徑置各國照會於罔聞，結果，八國聯軍齊發，大清迅速落敗，割地賠款。戰後，八國要求懲辦戰犯，清政府中的主戰派人物，包括慈禧太后，全部榜上有名。慈禧一方面對義和團改撫為剿（對外作戰無能，對內鎮壓倒是輕而易舉---- 獨裁者的共性是也，被利用後的義和團遭清廷迅速撲滅），另一方面派員求情，她自己最終被免除於死亡名單。但除慈禧之外，其他174名大清重臣，均被處死或勒令自裁，且由清廷自己執行。這群專制官吏，非貪即歹，禍國殃民，更兼腦後垂掛一條“豬尾巴”，幾代人當了漢奸，猶不自知自省，雖萬死尚有餘辜。“洋人”逼令殺之，實為國人解恨。只是遺憾沒能借“洋人”之手，殺了慈禧。否則，中國歷史改寫，後景何其光明。針對戊戌事變，“西方列強”照會：要求解除對光緒皇帝的軟禁，與中國外交，只認光緒，不認慈禧。意思就是，鼓勵中國的改革(戊戌變法)，推崇改革派(光緒)，排斥保守派(慈禧)。針對袁世凱稱帝，“西方列強”照會：要求袁立即取消帝制，不承認復辟後的“洪憲”政權。意思就是，反對中國倒退，鼓勵中國走向文明與進步。 ......所有這些照會，動機何在？害怕中國強大嗎？希望中國動亂嗎？聽任中國野蠻嗎？令人費解。或許恰恰相反，“西方列強”一次又一次地發出信息：希望中國安定，希望中國進步，希望中國跨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行列。百年後的今天，文明程度已經翻了幾番的“西方列強”，他們的忠告(“干涉”)，何嘗更加不是如此？

如果早一些，更早一些，國人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國可以少走多少彎路？須知道，日本，正是在虛心聽取了西方的忠告之後，最終成為與西方並駕齊驅的一員。從1898年“戊戌變法”算起，中國已經被耽誤了一百零五年；從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中國已經被耽誤了92年；從1919年“五四運動”算起，中國已經被耽誤了84年...... 如此一再耽誤，錯過了多少“東方快車”？怎能不一再落後？ 如果歷史可以假設的話，我們不妨依次檢視：假設戊戌變法成功；假設晚清較早實現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假設袁世凱沒有稱帝；假設孫中山在有生之年鞏固了民國；假設另一黨在內戰中勝出......想一想吧，哪一種假設不使中國的今天更加光明燦爛？偏偏是，殺人如麻、謊言無邊的某某黨，最後劫持了中國。使中山先生首創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至今仍陷落在專制復辟的泥淖。（嚴格地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是在廢除“跪拜叩首”儀的1911年，而絕非1949年。）五千年的華夏，何其不幸至此！可憐我中山先生，頭像被人高舉，主義卻遭強姦。九泉之下，何曾安寢？

毫無疑問，《走向共和》，充滿了對真民主真共和的由衷渴望，同時提醒未來民主中國誕生之初，可能經受的“亂局”與陣痛，彼時，國人的理解與耐心尤其重要。但不管怎樣，民主與共和，是人類的必然方向，是中國走向真正富強、和諧、清明、長治久安之不可替代的良方。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該劇實為宣揚民主與自由的活教材，絕佳教材！

當然，全劇並非毫無缺陷，最大的敗筆，是關於楊度。這個歷史上有名的“變色龍”，居然被塑造成了一個“大義凜然”的“正人君子”。其八面玲瓏的本色，居然被塗改成“堅持原則”。正是這個楊度，組成“六君子”“籌安會”，與袁家長子袁克定合流，不惜以假簽名假報紙，矇騙並勸進猶豫不決的袁世凱稱帝，既害死了袁氏，也葬送了共和。史載，臨終的袁世凱曾痛苦地大叫：“楊度楊度，誤我誤我！”楊度、嚴復等人，是“國情論”的始作俑者和抬轎人。其表演，活生生、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中國人”這個群體典型的“劣根性”：“皇帝不急太監急”；以當奴才為快事；以忠君為“愛國”；寧誤國棄民而盡愚忠......實際上，奴才們的“愛國”是虛偽的，道理很簡單：奴隸沒有祖國。義和團的下場就是盲目或虛偽“愛國者”的下場。也正是這個楊度，最後又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紅”。此君在這部電視劇中坐享“重大包庇”，可能因為該劇編導多具湖南背景，而楊度是湖南人士；或者，顧忌其共產黨身份。

敗筆難免，不一而足。然而，瑕不掩瑜。《走向共和》，這部逼真而恢宏的巨作，成為中國熒屏上的一道異彩，一座豐碑，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觀看。

以鑒照，以沉思，以深省。

----原載《世界周刊》1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