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后期,民主或称游戏规则遭到破坏是由于体制问题.我却不以为然.似乎人的因素更为重要.

试分析一个实例:众所周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将信转发给大会讨论.初时,多数人认为,尽管信中的某些提法可以商榷,总的来说,信的内容是好的.为此, 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虽然他说:“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但是大家知道他不高兴了.结果,大会风向立转,彭德怀等人的观点遭到大伙的批判,最后被提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接着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法定”的程序,对彭德怀一伙作出了组织处理.应该说,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转给大会讨论,并不违反民主的原则.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虽然有欠风度,但也是民主政治允许的.大伙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以“多数决”的原则对彭德怀作出处理,也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尽管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然而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决定的正确性啊.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很明显,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一讲话,大会的风向随之转向.

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制度问题造成的吗?试设想,如果将当年的庐山会议那一幕搬到后来华国锋当权的时代,如果发表7月23日讲话的是党主席华国锋,结局就绝然不同了.当华国锋激动地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我就去交城山找游击队”时,迎来的恐怕是全场的哄堂大笑.“华国锋!你想去交城山找游击队,请便!”于是,在接着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华国锋由于犯小资产阶级狂热症,被免除党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保留中央委员资格以观后效.

同样的体制可以产生绝然相反的结局说明制度在这里并不是关键因素.关键的因素是人.是毛泽东讲了话,而不是华国锋讲了话,哪怕他也是党主席.为什么毛泽东讲了话,绝大部分与会代表都服从,即使是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其中大部分人认为毛比自己高明得多,听毛的不会错;另外一些人虽然仍有不同看法,但也愿意顺从毛,尤其当毛已经开始发火了.

其深层的原因是:不光在心目中,毛泽东是人们的大救星.新中国的建立和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使得饱经战乱的中国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沧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恢复到战前经济发展的最好水平;土改使得全国农民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再也不怕黄世仁会上门逼租逼债;工人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经济地位也有改善,再也不担心工头们随意打骂,搜身,罚人下跪;在全国范围内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了登记,量才分配工作,知识分子的满腹经纶得以施展;过去下贱的戏子,成为受人民尊敬的艺术家,再也不怕地痞流氓起哄捣乱;打击了黄牛们的金融投机和不法奸商的囤积居奇,并组织生产和物质交流,迅速稳定了市场物价,稳定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更稳定了人心;开展了清匪反霸,一扫千百年来的匪患,车匪路霸,极大地安定了社会秩序;戒赌戒毒,取缔了卖淫.大批受尽屈辱的妇女被救出火坑,不仅为她们治愈了性病,并让她们接受教育,培训技术,分配工作而得到新生.

如果说,没有毛,大部分工农大众尚可以苟延残喘,不一定非得遭遇杨白劳的下场,则对于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而言,没有毛,他们的生命早在1935年便画上了句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因此即使开明如胡耀邦,在痛斥华国锋时也讲:你算什么东西?毛泽东搞搞(指个人崇拜)还有道理.你也想搞?

由此,结论就不言自明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必要前提是民主制度下的每个人,都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唯如此,才能保证每个人只有实际上一票的权利,而不会因为金权,黑权,神权的存在,使得一人一票只是徒具虚名.

由此,更引出了一个问题:英雄和民主.所谓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他们在一般民众尚未觉悟之时,能够力排众议,并吸引民众追随他的步伐,来开创全新的格局.历史呼唤英雄,并不是要他来听从智力未开的民众的.在此,民主的“多数决”自然就没有它的置嘴之地.充其量是英雄人物能多有些民主作风,多听听不同的意见,更好地为民作主罢了.

因此,完全可以说,有了英雄就没有民主.只有当历史走出英雄的阴影,再次顺着它的新轨迹自然运行时,人们才会告别英雄,于是,民主的时代就来到了.

毛泽东从五四的民主青年开始,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建设.可以说,解放后他讲得最多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连他最后推动的一件大事,也想通过大民主来克服领导干部的官僚化.可最终却落得个悲剧下场,难道不正是源于他的英雄本色吗?而当今民运斗士的丑剧,也脱不开他们争当救世英雄,舍我其谁的心态.我是情愿相信当年的毛泽东和当今的民运斗士追求民主的美好初衷.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何必把他人想象得如此不堪呢?总是时势捉弄人.还望后来诸君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