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途人——避禍與勇為，道義與審判——或曰“對於冷漠的冷漠”

廣東佛山的小悅悅遇禍身亡，給神州大地帶來無限悲傷與困惑。一條生命，兩個肇禍司機，十八個見死不救的“途人”，還有一位熱心腸的拾荒阿姨，見證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見證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

這就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內涵？可能確實如此。

觀察這麼多天來，媒體對於此事的表現，除了譴責兩個肇禍司機的違法行為之外，多數屬於道德層面的討論，比如譴責兩個司機的野蠻與無視生命，表揚拾荒阿姨的見義勇為與古道熱腸，更多的評論是指責與批評“佛山十八途人”的冷漠與麻木。

其實，大多數評論錯怪了中國，錯怪了中國人。

不管是就事論事，還是就人論人，冷漠，從魯迅開始，我們就知道，那是中國人的本質，或者說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特質。從魯迅到今天，我們只能說，譴責與指責冷漠是無用的，是改變不了人性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冷漠與熱心的比率是十八比一，大於百分之五，就可以知道，中國還是有希望的，中國的心理組成是符合正常比率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想想看，魯迅看到的紀錄片，表現的是中國人在圍觀日本人刑殺一個被指責為間諜的中國同胞，而那些圍觀的人們，面無表情，十分冷漠。魯迅就心理馬上不平衡，認為他的歷史使命就是要改造中國人的人性。魯迅見到的冷漠，在那個特定的畫面上，可以說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接近百分之百。從百分之百到小於百分之八十，應該說是進步，應該表揚，而不是集中放大中國人的心理陰暗面。

第一，我們談“避禍與勇為”。可以說，“避禍”與“趨利”一樣，是人性，以至於動物條件反射的本能，原是無可指責的。反倒是“勇為”，才是人類的異數，是大家與媒體應該多做表揚的。“揚善”，是所有宗教與道德的核心價值。在善與惡之間，冷漠只是其中的廣漠的灰色地帶，只能算作基本背景。

宗教與道德，都不能從人的心底刪去冷漠，任何道德取向，只能說“不做惡”，與“多行善”，把人向好的方向指引。冷漠，正好在這兩者之間，屬於“惰性”，同時具有“行為惰性”與“道德惰性”的屬性。對此，道德應當發揮激發的作用，而不是指責。

從魯迅的一生，也可以看出，他在怒其不爭，忿其不為之外，還有什麼辦法？指責有用嗎？表揚“見義勇為”的“揚善”，才是媒體應該把握的方向。

第二，“道義與審判"，眾怒有意義嗎？又有用嗎？發表指責就表示本身的道德水準在那百分之八十以上嗎？記得有一段故事中，基督說，“你們之中，有誰認為自己是無罪的可以向這個女人投石懲罰”，那些原先義憤盈盈的圍觀者，於是一一散去。

可惜的是，人在善方面的溝通寥寥可數，而在惡方面的底氣，卻是趨於一致的。

尤其是那“十八途人”中，幾乎有一半是駕駛摩托車的——即使是你，駕車通過，你也不敢下車，甚至停車，因為你將面臨說不清而被捲入的法律糾紛——南京的彭宇案，就是前車之鑑。

魯迅見到的圍觀，我們自己見到的對於“天安門母親”的冷漠，不都是中國人的集體的“避禍趨利”的表演嗎？大家與媒體怎麼也如此冷漠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