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以德治國：好品德也能賺錢

我們說西方是法制社會，是以法治國，這沒有錯，但以法治國並不等於沒有其他的治國方式與其共存，任何單一的治國方式，都有問題，單一的以法治國也有問題。中國古代的秦國就是以法治國的模範，法家治國，就是以法治國，但是後來中國的歷史和朝代，並沒有選擇秦國的模式，而是選擇了法家儒家共存的模式，也就是以禮治國，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共存的模式。

西方也是如此，西方治國的主體是以法治國，但西方也有以禮治國和以德治國，甚至還有以戰治國。這些治國方式，都是相輔相成的。筆者以前已經敘述了美國的以禮治國的方式（見《禮教之美國》），還敘述了西方的以戰治國的方式（見《西方的以戰治國：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裡要說的就是西方的以德治國的方式：好品德也能賺錢。

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賺錢的問題，那麼，賺錢和品德如何可以掛上鈎呢？而且，就世界歷史來說，一般都是，一個人變壞了，就可以賺錢了，這基本是普世的真理。壞品德可以賺錢，而好品德不能賺錢。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如此，是大方向。現在華爾街的賺錢，大家也認為是壞品德賺錢，美國人在法律上不能把華爾街如何，但在道德上，可以控告華爾街。

美國和西方國家現在的這個社會是已經充分的世俗化了的社會，因此又開始出現壞品德賺錢的實例，也就是開始回歸到自己傳統的普世真理裡面了。但西方和美國在資本主義中期的時候，也就是成熟期的時候，曾經出現了一個好品德也能賺錢的時期，而且這個時期也非常的長，因此這個時期而已影響了美國和西方的許多國家，並對現在的西方和美國的社會也有相當的影響。這也是我們中國人來到西方以後的一個普遍的感受，就是西方社會也有道德，而且這個道德的要求還很高，比如誠實，比如信用，比如時間觀念。而西方的這個道德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僅僅是從你個人的良心出發的，也不僅僅是從你的宗教信仰出發的，或從基督教信仰出發的，而是一個普世的要求和標準，並且還和賺錢掛上了鈎，並用好品德能賺錢來強化這個好的品德的持續和標準與要求。因此， 好品德可以賺錢，就是西方以德治國的標準，也是用來強化資本主義道德方面的標準。

關於好品德可以賺錢，這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的書裡面是有展示的，一個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個是美國開國領袖之一的富蘭克林的諸多論述。

韋伯是社會學家，因此他的論述是有社會學統計作為其基礎的。韋伯發現，在新教倫理盛行的地方，比如德國，英國，美國，人們普遍富裕，不僅比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富裕，還比天主教徒富裕，也就是比南歐的那些天主教國家的人富裕。尤其在一些持有新教倫理的誠實，守信，時間觀念強的地方，人們也普遍要富裕。因此韋伯的結論就是，資本主義就是為了賺錢，資本主義精神也是如此，但在道德倫理高的地方，反而加強了賺錢的可能，道德水準高與賺錢多兩者聯繫在了一起。這就非常有意思了，因為此前的所有歷史和實例都向我們展示的是，沒有道德，或道德低下，才有賺錢的可能。

其實韋伯闡述的是一個基督教新教倫理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天職觀。也就是從16世紀宗教改革以後，包括馬丁路德在內的改革家神學家們，比較注重的一點，就是大家都不要僅僅做一個星期天基督徒，而是要將基督徒做到世俗世界，也就是基督徒要在世俗世界中發光，做世上的鹽和光。而基督徒的世俗職業，就是一個發光的地方，要在世俗職業中見證主的榮光，要有職業道德，要盡心盡力，做好每一個職業工作，而做好職業本身，就是敬拜基督。這就是很有名的天職觀。這種天職觀，深刻地影響了西方世界的職業觀和職業道德，因此，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們在職業中都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勤奮努力，因此，他們也同時用工作和勞動致富了。這就是好的道德品質能賺錢的本質所在。

富蘭克林也在其書中，論述了相近的思想，就是，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誠實就是金錢。也就是將一些好的品格，如遵守時間，信用第一，誠實的人，與金錢掛上了鈎，也就是與資本主義精神掛上了鈎。

就普遍意義來說，我們中國人到了西方會發現，西方人一般來說，在時間觀念，信用觀念和誠實觀念上，是比中國人要強一些。為什麼會這樣呢？是西方人的人品和良心真的比中國人好和高嗎？或西方人的道德品質比中國人高嗎？筆者不這樣認為，無論西方人還是中國人，其實道德品質都差不多，良心也都是從上帝而來的，都差不多，那麼差距是如何出來的呢？就是西方將賺錢與好品德掛鈎了以後，用金錢或資本主義精神，反向加強了對這種品格和品德的認可和強化，使一般人能更有效的保持住這種好的品德。

很多人談到的中國人普遍作假的習慣，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毒奶粉，地溝油，學術論文作假等等，這不是說明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如何的低下，或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而是表明，中國人現在還沒有進入到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和成熟階段，還在初級階段中，還處於那種壞品德才能賺錢的環境中，還沒有過渡到好品德也能賺錢的高級資本主義階段中。

我們中國人到了西方，最先發現的就是西方人非常講信用，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那麼這個人在西方的社會和環境中就玩完了，這一點都不誇張。如果一個人沒有信用或信用破滅，那麼他就不會有信用卡，也不可能從銀行裡面借到錢，也就是不可能買房買車，或進行消費，包括學校的學生貸款。金錢與信用是直接掛鈎的，因此這樣的資本主義，就加強了一個人的好品德，或強化了這種好品格。其他還有金錢與時間，金錢與誠實等，也強化了時間觀念和誠實的品格。

其實中國人也講好品德賺錢，比如所謂的儒商，所謂山西的票號的信用，清代山西的金融資本家們，都是一些講信用的君子，只是這些品格，都是局部的，很快就會一風吹了，沒有在社會中進行的徹底。而大的環境，還是講，壞品德如何賺錢，所謂奸商，所謂無奸不商。現在中國社會普遍道德低下，與中國社會還處在資本主義早期有關，還處在賺第一桶金，而且很多都是帶血的，無道德的第一桶金的時代有關，中國還沒有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

關於道德和金錢，在中國傳統思想裡面，有一個概念可以概括，就是所謂的義利之辨。義就是道德，利就是金錢。而關於義利之辨，儒家是有一套看法的。就孔子的思想來說，關於義與利，是比較平衡的，孔子不是第一時間就將利打倒，而是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愛財沒有什麼不對，但要取之有道，要用道來控制對財富的欲望。關於富裕與教化，孔子也說，第一是要富裕，第二要教化，人們首先要富裕，在富裕了以後就要注重教化。孔子絕對沒有說讓人們不要富裕，富裕在孔子的心中還是很重要的。

但到了孟子的思想裡面，義利之辨就不太平衡了，就開始走極端了，就是所謂的捨身取義，殺生成仁。利就慢慢成為不好的東西，是與仁義對立的東西了。而到了宋代的新儒家手中，義利之辨就更為極端了。

南宋的思想家朱熹與陳亮曾經有過一個關於義利之辨的論戰，在南宋非常有名。因為中國在宋代的時候，是中國農業資本主義非常發達的時期，因此那個時候關於如何對待義利，爭論也非常的激烈。朱熹當然是站在道學家這一邊的，強調仁義本位，而陳亮就爭辯說，要想發財，就要拋棄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智信，陳亮認為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五毒，要想發財，必須拋棄這五毒的教化。陳亮這個人是讀書人，但同時也做高利貸生意，而且還很成功。陳亮感受到，一個讀書人，在做生意的時候，會受到很多的束縛，尤其是自己讀的書的束縛，而這種束縛，很可能會導致生意的失敗。

朱熹與陳亮的論戰，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因為他們都沒有找到將義利統一在一起的可能性，還是將兩者分離了。所不同的是，朱熹強調仁義第一，陳亮強調利益第一，兩者都將利益與仁義完全對立起來。

因此，無論中國的傳統，還是西方的傳統，都還是將道德和賺錢對立起來。西方賺錢人的極端就是猶太人，而猶太人的形象，在西方一直是不好的，比如西方大文學家莎士比亞，就寫過一個《威尼斯商人》來嘲諷猶太人的刻毒。其實猶太人成為商人並有錢，都是被迫，原因是歐洲人歧視猶太人，不准許他們干實業，於是猶太人只好經商，然後成為了有錢人。而西方也只有在資本主義成熟期後，才將好品德與賺錢統一了起來，成為相輔相成的東西。

西方的以德治國，基本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一個方面是基督教的影響，宗教倫理的影響，天職觀的影響，一個方面是好品德也可以賺錢。這兩個方面，奠定了現代西方社會道德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