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電站救災期間，有兩條新聞引人思索：其一是日本自衛隊拒絕飛進污染區執行澆注任務;其二是自願報名留在現場的“50勇士”，年齡基本都在50歲以上。

　　單純地將這些現象與切爾諾貝利事故中前蘇聯軍民的視死如歸相比，並不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普遍證明力，但卻是國民性變遷的一個表徵。

　　和十多年前沸沸揚揚的“在夏令營中打敗中國少年的日本少年”所描繪的驚心圖景不同，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看到的是日本年青一代沉迷於計算機虛擬的樂趣，對現實生活毫無興趣。有一句玩笑說，日本平成時代的青少年，眼裡只有水手服、膝上襪，只要有衛生紙和電腦就可以生活下去。僅用了兩三代人，就蛻變為眼睛裡只有二維沒有三維的“御宅族”、“食草族”，其中反差未免有些過大。

　　其實歷史上卻並不乏前車之鑑——歐洲列強從雄心勃勃的近代民族國家轉型為眾聲喧譁的民粹社會，也沒用太久。1918年一戰結束，那些曾為法蘭西、不列顛、德意志而戰的人們在戰壕里扔下數百萬屍體之後才發現，熱血的口號背後藏的是資本家、容克和財閥的利益。於是很快地，民族主義思潮不再有號召力，隨之而衰落的還有民眾整體的紀律與忍耐，以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如列寧所說，一戰“嚴重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

　　此後雖然出現了蘇聯和德國的兩個分支，但更多的人還是走中間路線——火不燒到自家一畝三分地，能不出頭儘量不出頭。歐洲的綏靖，美國的孤立，正是這種“且顧眼下，且顧自己”基層情緒的上層體現。日本一戰中沒吃到苦頭，算是漏網之魚，和德國一起參與了二戰，結果一起戰敗，正好一起來補上這一課;加上蘇聯沒熬過冷戰，最終和西方世界殊途同歸，大家一起變成“垮掉的一代”。

　　同理但反向的例證也有：1949年以前的中國，因貧弱被人欺負了100多年，底層民眾一盤散沙——從這樣一個社會，到抗美援朝湧現大批如黃繼光、邱少雲這樣的烈士;到後來的“人定勝天”，到“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的意氣風發，也只用了短短幾十年。

　　現代人若只看結果不看前因，或許認為當時只是些陳腐，甚至有違人性的價值觀使然。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選派人員留學蘇聯，用幾百上千個農民一年的收入給他們提供生活和學習條件，個人不用出一分錢，而換來的是這些人在蘇聯期間拼命學習，回國後為國家貢獻幾十年。這何嘗不是使命與契約精神的本土翻版?

　　即使在那些並不強調“為國盡忠”的文化價值體系裡，為了維護國家的運作，還有使命或曰責任成為重要的補充概念——維護個人利益固然無錯，但恪守法規、履行使命卻也不能推脫。日本戰後建設的方方面面，包括自衛隊在內，受到美國太多影響，年青一代在價值觀形成的年代裡趕上了文化斷裂，“武士道”、“大和魂”丟了未必是壞事，但連責任和使命都繞着走，也算不上是什麼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