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核心：大儒家如何制衡大法家

很多人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大儒家系統，也就是儒道釋系統，這是很流行的說法，同時也是比較無知的說法，他們進而推論出，大儒家系統是高級中國文化，而大法家系統（法兵縱橫）是低級文化，或是厚黑文化。但以中國歷史而論，從來都是大儒家與大法家系統的爭鬥過程，按筆者的說法，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大儒家如何制衡大法家的歷史，當然也是一個儒家不斷吸收其他非儒家思想，而不斷形成若干期的“新儒家”思想的過程。因此，中國歷史上，文化的演義，一個是按照儒法分野和儒法爭鬥來排列的，一個是按照幾期“新儒家”的融合來排列的。

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歷史讓我們看見，其實就是基督教如何制衡世俗衝動的過程。羅馬帝國的衰落，是世俗衝動腐敗到底的結果，而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的引入太晚了，來不及了。

而中世紀是基督教如何馴服蠻族世俗衝動的經典勝利，而中世紀後期以來，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直到今天，是世俗衝動不斷戰勝基督教制衡的過程。現在的西方，是世俗化的世界，因此西方的衰落，也不可避免，如同羅馬帝國後期的衰落一樣。基督教在歐洲已經退縮，在北美還有一點力量。

關於儒法的爭鬥，很多人或許不信，但筆者舉一例，也就是到了毛時代的後期，據說毛時代是摧毀中華文化的時代，但那個時候，也有一次儒法鬥爭，很多人，都是在那次儒法鬥爭中，學習了儒法雙方面的知識，有的還學會了讀文言文。當毛將儒法鬥爭拿出來，筆者對於毛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方面的精深研究，就更為佩服了。當然，當年的儒法鬥爭有政治色彩，但是，學習儒法方面的文章和文化，竟然深入到了農村的老太太，這對於普及中國傳統文化，是大有裨益的。毛也許是有心，也許是無意，但對於在那個時代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有大功。很多人就是在那個時代才了解了孔子的思想的。

為什麼儒法系的爭鬥，或儒家如何制衡法家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呢？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話題。其實本來應該是儒家文化如何吸收法家文化，可是因為宋代新儒家吸收失敗，將法家思想排除在外，於是才產生了一個儒家如何制衡法家的故事。宋代新儒家僅僅吸收了道家和佛家思想，但排斥了法家思想，或者沒有按照孔子的本意，將儒法的思想融為一體。而宋代以前的漢唐時代，統治者都是兼用儒法兩家的，而沒有想統一。宋儒的氣魄很大，想統一與融合，但也沒有辦到。

一般人論中國文化，都要從春秋戰國開始，原因是那個時代，有了士人文化，而在以前，僅有貴族文化，而無士人文化，因為士人是比較低的貴族，是下層貴族，有點像現在的中產階級。而士人文化，最後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國文化在那樣變動和動盪的，甚至戰爭的時代開始了自己的特有文化系統的產生。當然，也有人上溯到周公，或上古時代，如堯舜時代，但一般而論，中國文化第一期輝煌的時代，還是在春秋戰國時代。

中國文化的第二期輝煌時代，是漢代，延續到唐代；中國文化第三期輝煌時代，是在宋代，延續到明清。現在中國文化還在發展，也開始了新的融合，估計融合的對象是西方文化，而一旦中國文化融合了西方文化，就會產生中國文化的第四期輝煌時代。

就儒家文化系統而言，也有三期，這是近代新儒家們普遍承認的，而且這三期儒家文化與我們上面說的三期中國文化是相平行的。第一期，就是春秋戰國時代，以孔子，還有孟子荀子為代表的第一期儒家文化系統的產生，而其中，孔子是大宗師，其思想是超越了後來所謂的儒法的，是後來的儒法道兵縱橫的總合；第二期儒家，是在漢代，有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實是漢代新儒家綜合了先秦儒家與部分道家的文化，尤其是黃淮地區的道家文化，還有一部分法家文化系統，尤其是齊法家的系統，因此，漢代的新儒家，是融合了先秦儒家，黃淮道家，和齊法家的一個新儒家文化系統；第三期，是在宋代，宋代的新儒家，其實是綜合了傳統儒家和道家以及佛家的東西，尤其是將從東漢以來新傳入中土的佛家的思想和佛家思維方式加以融合，也就是將儒釋道給融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個新的大儒家系統。

但第三期的新儒家系統，沒有融合法家思想，或大法家思想，這是宋代新儒家與漢代新儒家的一個區別。漢代的新儒家是儒道法的融合，而宋代新儒家是儒道釋的融合。這種不同的融合方式，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甚至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興衰。而關於如何影響了中國興衰，我們後面再談。

我們再來對應一下相應的三期中國歷史，也就是春秋戰國，漢代以及唐代，和宋代以及明清。

就春秋戰國時代而言，中國那個時候，士人文化是其核心代表，但在諸子的士人文化中，成為顯學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而是法家系統，或大法家系統，包括法家兵家和縱橫家。因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亂世，是動盪的年代，也是戰爭的年代，因此儒家的仁者愛人的思想，或禮--仁的思想不被重視，道家的退讓避禍思想，養生思想，也都比較消極，或不給力罷，因此，那個時代成為顯學的，是法家兵家和縱橫家的思想，如法家系統的商鞅，韓非，李斯

；兵家系統的孫武，孫臏；縱橫家的系統的蘇秦張儀等。這些士人，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如魚得水，高官厚祿，他們都從一般的士人，爬到了高位，有的當上了宰相，有的當上了將軍，有的還同時掛六國相印。而反觀孔子，孟子他們，也只能周遊列國講學為生，灰頭土臉，得不到重用。老子也只有出函谷關一走了之。

就法家系統而言，有齊法家和秦晉法家。齊法家講究的是吏治，懲治腐敗，靠君王的聖明來治理國家；而秦晉法家靠的是法制，靠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最後，在戰國的後期，以秦國的秦晉法家獲勝而告終，秦國統一天下，形成了周代以後，中國的又一次的統一。

但秦帝國15年崩潰，之後，黃淮地區的小混混劉邦在楚漢戰爭中獲勝，戰勝了楚國的貴族項羽，建立了大漢朝。而秦帝國短暫的朝代壽命，給人的一個警醒就是，秦國可以靠秦晉法家的法制和嚴刑峻法和兵家縱橫家的思想獲勝，一統江山，但是不能持久。因此，如果要想讓一個大的統一的朝代持久，那麼就要另想辦法。只是，漢代的建立，也是靠的法家兵家縱橫家的一套東西，才能成功，所謂馬背上打天下，因此，他們後來廢棄的法家思想，僅僅是秦晉法家的思想，而齊法家的思想還在，原因是齊法家的特點是比較溫和，如講究富裕，講究禮和法的統一，講究在聖明君主下的吏治和懲治官員的貪污腐敗，而不是完全靠嚴刑峻法的法制，如管仲的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就是將富裕與禮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漢代的早期，最早引入的非法家思想，是黃淮地區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黃老思想，無為而治，不折騰，休養生息，這是在文景之治的時代，然後在武帝時代，又引入了儒家思想，也就是董仲舒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因此，我們看，大漢朝的治國思想或主體的文化是一個新的融合，就是將齊法家和道家與儒家的思想融合。如漢武帝在重用儒生的時候，同時重用酷吏治國，而酷吏就是齊法家。這個時候的漢朝，是伸縮自如，兼容並包，王霸兼用，緩急得當，剛柔並濟。也因此，漢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也是壽命最長的朝代，西漢東漢加一起，有四百年的時間。

從漢朝開始，秦晉法家的依法治國的東西，在中國再也沒有復興過，而齊法家的思想，卻一直長存下來了，也就是靠吏治清明，靠反腐敗，靠明君聖人治國，靠人治而不是法治。依法治國的思想，在秦國和秦帝國只是曇花一現，在中國的後代失傳了。

那麼，也就是說，在漢代的時候，那個在春秋戰國時代不是顯學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終於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與大法家思想並列的思想。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大儒家思想（儒家道家）終於可以制衡大法家思想（齊法家，兵家縱橫家）了。

那麼，在第三期中國文化的時候，也是第三期新儒家的時代，也就是在宋代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呢？這個時代的儒家思想又是如何制衡住法家思想了呢？或這個時期的新儒家思想又融合了什麼新的思想呢？

宋代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從唐後期來的。唐代的思想，也如同漢代一樣，是儒家道家法家並重的，這從唐代的科舉考試的科目就可以看出。而且，因為在魏晉時代，道家思想的繁榮，導致道家思想演變成為玄學思想，也奠定了道家思想的歷史地位。因此，到了唐代的時候，還是儒家與道家法家並重，而且還加入了一個新的思想，就是佛家思想。佛教從東漢末期進入中國，在唐代的時候，非常繁盛，對中國的思想界影響非常大。那個時候不談佛就不是文化人，如同現在的中國，不談西方文化，也不是文化人一樣。但到了韓愈的時候，韓愈開始大聲呼籲要摒棄佛家思想，要排斥佛家思想的地位，認為要恢復儒家的傳統。韓愈有《原道》一文，專門談儒家的道統承繼關係，並力主儒家思想是中國的核心思想，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斥佛教思想的影響力，恢復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這與現在中國有些新儒家人物，力主排斥西方文化一樣，他們也試圖建立中國自己的新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與當年的韓愈如出一轍。

韓愈的夙願在宋代獲得了實現。只是宋儒抗擊佛教思想的方法，是將其吸收進來，而不是如韓愈那樣的排斥。而無論先秦儒家，還是漢代儒家的今文古文學派，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倫理性強而思辨性不強，因此，宋代新儒家要與思辨性極強的佛家思想抗衡，就必須提出自己的思辨體系。於是，宋代新儒家採用的辦法，就是從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裡面，尋找思辨材料和概念，建立自己的道學體系或理學體系。於是，道家的無極，太極，陰陽，有，無等概念，進入了新儒家的思想體系裡面，而儒家特有的概念，如仁義禮智，禮義廉恥，誠，信，中庸等概念，仍然是其思想核心。而在這個體系裡面，其思辨性本身，也就是思維的特點本身，是佛家的。而所有這些的核心，是做人的問題，也就是你要成為什麼人的問題。儒家要成聖，道家要成仙，佛家要成佛。於是，宋代新儒家就將儒家，道家，佛家的很多優秀的東西，繼承下來，再加以改造，成為了煌煌宋代新儒家體系，或道學體系，或理學體系。

但是，一個問題是，宋代新儒家並沒有吸收法家的思想，而且還排斥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國強兵，還有就是肯定人的貪慾本性，還有人性惡的本性，並加以利用，用獎勵和懲罰的手段，來引導人們，包括獎勵耕戰或商戰。宋代有一個義利之辨，和王霸之辨。通過這兩個辯論，將法家視為講利和要稱霸的異類，加以摒棄。這是宋代新儒家的迂腐之處，並且與孔子的思想相違背。法家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富強，講耕戰，富國強兵，運用法治治國，懲辦貪官污吏。而宋代新儒家將法家的富國強兵視為要利益，要稱霸，加以排斥，原因也簡單，因為他們一心要成聖，與佛教的成佛相抗衡。只是，他們心中的聖人標準與孔子大不相同，而是與佛教的佛靠近了。孔子的思想，是不排斥富裕，不排斥富國強兵的，同時也是王霸兼備的。宋儒偏向了一個方面和方向。因為宋儒的排斥法家，最後造成的後果，就是在明清兩代，在儒家獨大的時候，中國的國力衰弱了，包括宋代自己後來被蒙古人所滅。宋人只是保留了富，而沒有強，更沒有強兵。

於是，在近代，當西方以類似法家的武力和富國強兵的面貌出現的時候，中國就顯得太無力了。這就是宋儒排斥法家思想，當然也是制衡了法家思想之後的一個很大的代價。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奇異的景觀，就是整個中國的歷史，就是如何運用大儒家思想制衡大法家思想的歷史。同時也是摒棄了秦晉法家，吸收齊法家的歷史，也是排斥法家思想的歷史。但歷史會驗證，摒棄法家思想，背離孔子的平衡思想的危害有多麼的大。

西方思想，其實是兩套系統，一套是基督教思想，其核心也是勸人向善，方法是依靠神的帶領，強調對邪惡和欲望的控制，恢復人本性中良善的方面。但西方還有另外一套系統，就是世俗系統，這個系統是富國強兵的系統，是調動人的欲望與邪惡力量的系統，當然，西方會用法制將這個邪惡和欲望加以限制，但僅僅是限制，而不是摒棄。因此，西方的歷史，是基督教思想如何制衡世俗思想的過程與歷史。在西方歷史上，基督教思想制衡或控制世俗思想最成功的時代是中世紀，但在中世紀以後，世俗思想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包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其本質是世俗思想獲勝，強調人本身的解放，可是，這種解放，也將人本身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都調動起來了，西方世界也日益的世俗化了。這與中國的用大儒家思想制衡大法家思想相似。不過，與中國的歷史正相反的是，中國是在宋代以後，大儒家思想占了上風，制衡住了富國強兵的法家的思想；而西方是從12--16世紀以來到現在，是世俗思想占了上風，世俗思想反向壓制住了基督教思想。西方現在過度世俗化的弊端已經出來了，而且也很嚴重了，而過度世俗化的結果，就一定會是羅馬帝國的下場。

而中國在近代，之所以面對西方比較軟弱，根本原因是中國是以一個大儒家制衡住了大法家的面目去面對西方的世俗衝動制衡住了基督教思想後的結果。如果中國這個時期，是面對西方的中世紀時期，也就是面對基督教控制住了世俗衝動的時期的話，那麼中國是不會顯得軟弱的。反之，如果中國是以漢唐時代的儒法平衡的時期，去面對西方近代的話，那麼中國也不會顯得軟弱。

而在1840年以後，中國慢慢就開始了轉變，其實就是大法家勢力在抬頭，進而戰勝大儒家系統的時代。大儒家思想被攻擊，甚至拋棄，而富國強兵的思想，在抬頭，調動人的欲望和野蠻的方面，不擇手段，人性惡的方面也在抬頭。毛時代是強兵的時代，鄧時代是富國的時代，其核心思想，都是大法家思想而不是大儒家思想。而這種大法家的思想，與西方的世俗化思想是相一致的，於是，中國人就站立起來了，也富裕起來了，軍隊也開始強大起來了。但，同時，問題也就來了，因此中國現在仍然需要大儒家思想來制衡大法家思想，否則，問題就會非常大了。也可以說，中國現在又到了漢代初年的時代，也就是需要開始恢復儒家思想，制衡住法家思想的時候了。

而西方現在也是如此，也面臨基督教思想如何制衡住世俗化思想的問題。華爾街的問題，金融危機的問題，其核心問題，也是太過世俗化的問題。所以，現在如此世俗化的西方，反而想靠一些的概念，所謂普世概念，來占領道德高地，動輒教訓其他國家，基本上就是一個笑話，因為他們語言和宣傳上是一套，而裡面，行動方面是另外一套，也就是世俗化的一套，因此，他們如何可以服人呢？

中國文化的第四期，一定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以後，同時也是恢復中國的法家傳統以後，將其融合的結果。當然，現在還是恢復儒家傳統的時候，因為近代要救亡，無論是毛，還是鄧，其主要運用的，還是法家思想。毛是強兵，鄧是富國，而富國強兵，是不論手段，只看目的的，這是大法家思想的核心。現在，是到了恢復儒家思想，仁義禮智，禮義廉恥，誠，信，中庸的時候了，但一定不可丟棄法家的思想傳統，否則，無法與西方相抗衡。

一句話總結就是，儒家制衡法家，又開始了新的階段；基督教思想開始制衡過度世俗化。呵呵，中西方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