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南京的官方代表團，訪問了所謂的“姐妹城市”名古屋。不想在跟當地官員會面時，那個叫河村隆之的市長，竟然大放厥詞，當面否認當年“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居然還得到相當一部分當地市民的支持。見到此報道後，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恨不得也來一個“孔三罵”或者心照不宣地、用廣東話來“丟（不懂者可以去問廣東人）”它一句！

但是繼而一想，這豈不是恰恰中了其實毫無自信心（不然明明很小，卻偏偏要在自己的國名前冠以“大”來壯膽呢？有聽說過它過去的中國老師，會總是把“大中國”掛在嘴邊的嗎？）的小日本“奸計”了？因為它正是想以此來激怒中國人來跟它一般見識，淪為跟它一樣的小人。再反過來遷怒於自己的政府，形成又一場“窩裡鬥”迫使政府不得不走當年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而“正中下懷”了。

不過，面對中國過去上百年來走過的、不堪回首的近代屈辱史，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確應該進行一點認真的反思和檢討，以免總是重蹈“翻蔥油餅”式的覆轍！

當年的獨夫、民賊蔣介石（筆者從客觀歷史的角度，對這種定位的準確、合理性根據負責。既無意挑釁台灣國民黨，也無懼他們出來跟筆者打誹謗或名譽權官司）。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拉攏日本幫他打內戰，主動放棄了對日本的索賠（甚至不願接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以及對罪無可赦的日本戰犯的追究。還借孔子口、美其名曰“以德報怨”，為以後的對日外交，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壞頭。而其流毒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對日外交行為，至今依舊。以至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處理中日外交問題時，經常要面臨進退維谷的尷尬。

不過，造成這個問題的真正“罪魁禍首”，乃是包括古代和當代在內的“會讀書而不會用”的精英讀書人。他們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認識層次上，出於天性自私的私慾，以“斷章取義或斬頭去尾”的手法，對其胡亂解壓縮後，拿出來忽悠民眾的結果（比如把食、色之類豬狗牛羊甚至臭蟲都有的天性，說成是“人性”，導致今天社會大吃大喝和官員“性腐敗”之風的盛行）。這“以德報怨”就是一個典型，讓中國人糊裡糊塗地、上了那位主張“放中山狼”的東郭先生的“賊船”，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虧上當。最後反而遷怒於中國文化，認為其“落後”。愚昧無知到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就以“以德報怨”來說吧。其實當年孔子面對弟子針對這句話提出的質疑時，就明確地指出“以德報怨，何以報德”的反駁。更直截了當地表明要“以直報怨”的態度（這種態度，讓經常對儒家理論有點不以為然的筆者也要肅然起敬）。這難道不正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應該秉承和堅持的外交行為原則嗎？甚至可以認為，中國人真正的問題，恰恰是因為犯了跟東郭先生一樣的錯誤，要“以君子之心去度虎狼之腹”，整個一“咎由自取”是也。

所以，中國人應該在主動檢討自己“主觀、顢頇”的基礎上，糾正“以德報怨”的錯誤，在科學而準確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真正回歸自己的文化正道。到那時，就可以認識到『今天的日本已經“脫亞入歐”，接受了在西方“獸文化”和叢林法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理論，把自己當成是可以“弱肉強食”的動物，而把中國當成是可以分而食之的“弱肉”。已經到了不能跟中國人一起相提並論的層次，成為不折不扣的“高等動物”而不可理喻（就像“對牛彈琴”一樣）。所以只配按照適用於高等動物的“條件反射理論”來對待，再根據這種理論來考慮如何“以直報怨”的具體方案。』那我們到底應該怎麼來“以直報怨”呢？

比如以此次“名古屋事件”為例，南京當局就應該高調宣布『首先公開申斥當時沒有立即當場作出反擊的南京參訪團負責官員。然後取消南京跟名古屋的“姐妹城市”關係，把河村隆之以及它所代表的名古屋市，一起列入“不受歡迎者”、並可以隨時隨地“秋後算賬”的黑名單，停止一切相關活動來往。取消名古屋在一切商業活動中可能享受到的、哪怕是其它日本城市都能享受到的優惠，以觀後效。直到河村隆之下台或作出道歉為止。』總之，要讓日本人實實在在的、吃一次它們最在意的苦頭。試想一下，就像馬戲團訓練“動物小朋友”一樣。日本人在吃過這樣可以真正感受到的“苦頭”後，還願意再“重蹈覆轍”嗎？（想想它們當年挨了一顆“原子彈”後、反而對美國表現出卑躬屈膝的態度就知道了）

如果有人又想以什麼“雙輸”來嚇唬中國人，那只能證明他們自己對中國文化和兵法策略、甚至是資本主義經濟學中的“將本求利”原則的別有用心或狗屁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