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拿了當事人的錢站出來說話，卻羞答答不澄清自己的“有機”身份，試圖以傳統知識分子俯視蒼生的姿態矇混過關

　　劉涌案已經煞尾，但各種爭論還在迴響，經日不絕。是否刑訊逼供仍是公眾不肯放 過的問題。我的看法是，任何一個沒親歷審判的法學專業人士，應該有一種拒絕表態的最起碼的謙遜。法學家在庭審之外發言，只能有一種句型，說“此案如果存在刑訊逼供或有分量的嫌疑”，就“必須怎樣怎樣”，而不能面向法庭說“此案存在刑訊逼供”。如果說出後面的話來，法學家的驕狂及其對法律的內心信奉就實在到了一錢不值的地步。

　　當初陳興良等法學家在劉案中出具“法律意見書”就是以這種驕狂的姿態說話的。但他們遭到垢病，最大的一端卻是他們拿黑社會老大的錢去替人家說話，然後用法學家的架式非正常地影響司法。這件事的背後有一個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人們把法學家看作維護普遍正義的傳統知識分子，但陳教授等在此案中卻以“有機知識分子”身份出現在公共領域。一方面人們對法學家的浪漫想像存有偏見，但人們對法學家超越利益立場的普遍性的崇敬和想像卻落了空；另一方面，法學家們在充當“有機知識分子”時還不習慣，於是以傳統知識分子的名分去干有機知識分子的事情。一邊干一邊自我陶醉在維護普遍正義的假象中，保持着一股“為萬世開太平”的矜持和傲慢。

　　“有機知識分子”是葛蘭西提出的一個經典概念。他認為傳統知識分子是一種超越於一切利益立場的、自我定位於追求普遍真理的知識分子。而有機知識分子很明確地把自己的立場與某個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掛起鈎來。他就是很鮮明地並且僅僅只為自己所在的那個“陣營”服務。

　　在現代社會，大量的知識分子其實都是“有機知識分子”，他們的思考和工作和某種特定的、個別的利益緊密聯繫，他們的職責是在一種特定利益立場下說出一部分的真理。社會學科中尤其是法學，它的“有機”成分幾乎是最高的。因為現代法治中無論立法還是訴訟，都是一種有機的觀念、事實與利益的對抗機制。這個對抗機制中的每一個法學專業人士都是“有機”的，通俗點說也就是“有錢”的。甚至包括學院中受聘於各種機構、拿各種課題訂單的法學家們。

　　法學是一門具有普遍性的學問。但這不代表法學家就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分子形象。因為學術也是一個對抗機制。拿了誰的錢就為誰說話，只要不說假話，就符合有機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認為學者一定是普遍正義與真理的外觀設計，這是一種對知識分子刻舟求劍的想像。所以我說陳教授出具法律意見書、拿當事人的錢，這本身沒有問題，拿得再多也是天經地義的。但為什麼律師拿當事人的錢、只闡述對當事人有利的觀點和事實，大家可以接受， 但陳教授這樣做輿論就不能接受呢？關鍵在“律師”是一種典型的“有機知識分子”職業，他擺明了自己就是只幫一方說話的。但“學者”這個職業卻殘存着傳統知識分子的定位。他們拿了當事人的錢站出來說話，卻羞答答不澄清自己的“有機”身份，試圖以傳統知識分子俯視蒼生的姿態矇混過關，並利用了人們(包括法官)對這一殘存身份上積累起來的無形資產的信賴。

　　其實法學家向法院遞交某種意見也無不可，可以對比美國司法中“法庭之友”的做法。但“法庭之友”是允許非當事人站在被告或原告一方，向法庭提出一種友情的“辯護狀”或起訴狀，法庭通過這種方式把輿論接納到庭審中來。“法庭之友”的身份是很鮮明的，即使某個“法庭之友”自認為是在維護普遍正義，但他在技術上也必須放棄中立。只有放棄中立，他的觀點才能進入法庭。但劉案中的法學家明明是接受被告方的“有機”邀請，卻以貌似中立的學術身份來提交類似文件，這就凌駕在了司法程序之外。這種虛假的中立性就像立法過程中虛假的整體“民意”一樣，背離了司法和憲政在對抗中尋求均衡的精神。

　　訴訟是這樣一種模式，你要發言就必須先問你屁股坐在哪邊。法庭不能接受任何一種自詡為不偏不倚的觀點，因為只有法庭本身才是不偏不倚的。陳興良等人既拿人家的錢要求發言，就是一個已經介入此案的“有機知識分子”。但發言前又乾咳兩聲說自己下面的話是出於維護司法正義。他這話要是真的就對不起人家劉涌，是假的就對不起所有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