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服:玩人喪德

作者：布服

中國有多得數不清的聖人賢哲，於是便有了數不清的聖訓格言，“玩物喪志”是其中常被人掛在嘴邊上的一句，小時候被長輩教育，長大後教育小輩，我們聽得最多、用得最多的是這句話。其出處是《尚書·旅獒》篇：“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知為什麼，“玩人喪德”卻很少被提及，可稱“被遺忘的古訓”。

　　因年代久遠，轉輾變易，《尚書》的許多文字詰屈聱牙、晦澀難明，但這兩句話不會產生太多的歧義，意思簡單明了：把人作為玩物會喪失禮義廉恥，沉溺於身外之物會喪失抱負志向。

　　“玩物”是種愛好，許多愛好還值得提倡，它可以豐富生活，提高品位，培養情趣，陶冶性情。愛好成癮是嗜好，嗜好成癖頂多算是病態，有害也只傷及自身。現代社會尊重個人的權利，包括個人的愛好選擇，如果本人樂意，哪怕他就是喜歡噬痂逐臭，別人也干涉不得。而對待病人，不僅不應歧視，還應理解、同情甚至予以幫助，即使得的是艾滋病。所以，只要別去覬覦他人的“寶物”而寢食無味、機關算盡、巧取豪奪、謀財害命，“玩物”說不上是惡習、惡性，犯不着去指責非難，更不該趕盡殺絕。

　　“玩人”則不同。“玩”人者，大多是在某一方面處於強勢（有錢有權），被“玩”者一定是他人，身處弱勢，身不由己，出賣肉體也好，出賣靈魂也罷，雖然被“玩”者表面上看起來自覺自愿，自輕自賤，但那也只是以身飼虎，沒有出路的選擇。“玩人”之法，五花八門，從肉體到精神，輕則戲弄、侮辱，重則奪人性命。“玩人”傷天害理，一無可取之處。

　　“玩物”能玩出文化，從物質的飲食烹調，到精神的琴棋書畫，中間夾雜古玩器物，草木蟲魚，無物不可玩，無玩不入流，其中不少還可升堂入室，歸入國學、精粹之類。明代的徐霞客“問奇於名山大川”，玩遍大江南北，一部遊記給中國的山水增色；南宋宰相賈似道玩蟋蟀玩出了一部《促織經》，雖於國事無補，但也多少有利於昆蟲學的發展。

　　那麼“玩人”能玩出文化來嗎？中國人聰明蓋世，俊秀輩出，幾千年世代傳承，青勝於藍，“玩人”文化自然也不同凡響，卓然傲世，如小腳文化、辮子文化、太監文化、厚黑學、羅織經、拍馬術，等等等等，在世界文化之林綻放出詭異不群的奇葩。

　　比如“玩”女人。在家玩妻玩妾玩丫頭，上蒸下奸帶扒灰，在外玩妓玩娼玩淑女，道姑梵尼加相公（是男的）。位至帝王之尊則有嬪妃如雲，宮女無數，“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杜牧《阿房宮賦》）。舞有《霓裳羽衣曲》，歌有《玉樹後庭花》。細腰捧心、環肥燕瘦尚不過癮，於是有了中國性變態的極致——“小腳”文化。

　　“足戀”和“鞋戀”本來就是中國文化人解不脫的“情結”，曹植、陶潛、謝靈運、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隱等人都有歌足、詠鞋的詩賦，如“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李白《越女詩》）之類。“纏足”源於何時尚無定論，一般認為大約起自南唐，據元代陶宗儀在《輟耕錄》中記載，李後主有個寵妃，名叫窅娘，窈窕纖麗，能歌善舞，李煜命作高六尺的金蓮台，飾以珠寶，令窅娘以帛纏足成新月形，穿上素襪舞於蓮台，迴旋有凌雲之態。

　　此後一千多年，上起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圍繞着女人的“三寸金蓮”，如蠅逐臭，如蟻附膻，意亂心迷，醜態百出。如明代的唐寅（就是那個因“三笑點秋香”而成香餑餑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寫過一首《詠纖足俳歌》：“第一嬌娃，金蓮最佳，看鳳頭一對堪夸。新荷脫瓣月生芽，尖瘦幫柔繡滿花。從別後，不見她，雙鳧何日再交加。腰邊摟，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傳說遼代趙王耶律乙辛誣陷懿德皇后蕭氏的《十香詞》，全是描寫女子體味的，每首描寫身體的一個方面（發、乳、頰、頸、舌、口、手、足、陰部、肌膚），其第八首云：“鳳靴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暖白玉，雕出軟鈎香。”清人方絢寫了專著《香蓮品藻》，將小腳分為“三貴”（肥、軟、秀），“五式”（蓮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九品”，十八種。無聊、無趣以致無恥到了這等地步。

　　在中國“金蓮”史上導演了最壯觀一幕的是明末的張獻忠，此獠占據四川後，偶感瘧疾，祈禱許願說：如果痊癒，將以“朝天蠟燭兩盤”貢奉天神。周圍的人聽得莫名其妙，一頭霧水。此願果然靈驗，張獻忠病好，便叫手下四處搜捕婦女，剁下小腳，堆成兩座小山峰，精心挑選出最小的、品相俱佳的一隻放在頂上，連他自己的妾也因金蓮尺寸達標而遭難。

　　玩人文化的高層次是玩政治、玩權術。九百多年前（１０８４年），宋代的司馬光歷時十九年，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七十萬字的《資治通鑑》，總結了時間跨度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前４０３－９５９年）的歷史經驗。２２００多年以前，戰國時代的韓非（約前２８０－２３３年），著述五十餘篇，十餘萬言，條分縷析，在理論上集其大成，以“人性惡”為其理論的基石，認為人與人（包括父子、夫妻、君臣等）之間只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他把人臣行奸概括為“八術”，即“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方”（《八奸》），得出結論說：“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後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八經》），沒有人可以信賴：“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備內》）。韓非將人主用術概括為“七術”、“六微”、“八說”、“八經”之多，如“七術”包括：眾端參觀，必罰明威，信賞盡能，一聽責下，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是等（《內儲說上》）。韓非思想的精髓為歷代統治者奉為圭臬，所謂“陽儒陰法”或“儒表法里”，說白了就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說來也覺荒誕，給統治者出謀劃策的，大都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文化人，殫思極慮，功莫大焉，按說“肉食者”應該對之寵幸有加才是，但事實卻不盡然。

　　毛澤東曾把知識分子比喻為附在統治階級之“皮”上的“毛”，他在心底鄙視知識分子，只是嘴上說得有時刻薄、有時客氣。當年孔子遊說列國，在鄭地與弟子們走失離散，有人告訴子貢說：“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找到孔子後據實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當年的形象正是中國知識群體的寫照，累累若喪家之狗，四處覓食，搖尾乞憐，如果有人扔塊骨頭，便自相殘殺而爭食，僥倖有人收留，則甘作玩物、死而後已，雖然偶爾冒出個把鐵骨錚錚的硬漢，既無關大局，自身也難以逃脫“淒悽慘慘戚戚”的下場……。

　　秦王贏政讀過韓非的著作，欣賞其理論和才智，想方設法，甚至不惜以戰爭相威脅，將他弄到身邊，但丞相李斯唯恐韓非受到重用，竟不顧同門之誼（二人均師從荀子），進讒言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史記·李斯列傳》），叫贏政殺掉他以絕後患，贏政開始以為有理，便命令殺掉韓非，李斯立刻給韓非送去毒藥，逼他自盡，韓非請求面見贏政，李斯不允。贏政轉念一想，此舉甚為不妥，“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一系列破壞文化之舉，與李斯之流的興風作浪、推波助瀾有很大的關係。李斯後來在與太監趙高的爭鬥中一敗塗地，被夷滅三族、腰斬咸陽，實在也是罪有應得。

　　太監文化雖非中國獨創、獨有，但在中國卻蔚成奇觀，因篇幅所限姑不深論，此處只說十世紀時，在廣州一帶有個史稱“南漢”的劉氏小朝廷，這劉氏一家有點邪門，專門任用宦官，其他人一概不信，傳到劉鋹，更是走火入魔，“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新五代史·南漢世家》），因此專門設立“蠶室”（即閹割手術室），閹工多達百人。有才華謀略可用者，僧道可與交談者，連狀元、進士均不能免，都要先進“蠶室”挨上一刀，然後才能仰沐皇恩浩蕩。南漢的勢力範圍不過六州之地，人口約有百萬，而宦官卻近二萬人，他們占據大小官職，甚至加封三公三師，成名副其實的“太監王朝”。

　　到上個世紀，“人民大救星”橫空出世，玩人文化發展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管它什麼黨派、團體、個人，親朋、同志、戰友，地不論南北東西，人不分男女貴賤，均被玩弄於股掌之上，陰謀陽謀，翻雲復雨，人頭與運動齊飛，鮮血共牆壁一色，倫理盡喪，人性泯滅。幸運如我輩者，每念及能苟全而活命，無不舉手加額，自嘆僥倖。

　　孔子看到陪葬使用的木俑，痛心疾首地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齊文王上》）孔子心宅仁厚，說出這種咒人的狠話，可見他對“玩人”者深惡痛絕。２５００多年後的今天，喜愛甚至鑽研“玩人文化”的，仍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