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菊花日本刀 |
| 送交者: 海军-上将 2004年01月07日09:59:2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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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接近尾声，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其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来研究。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这本书现在是公认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这有点象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的民主》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菊花与刀》讲了些什么呢？ 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以下，我把这段经典的话不惜篇幅全文照抄：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对文化的理解，把握那种无所不至渗透于其中的情感取向尤为重要，这种情感取向模式是文化的血液，不识这种血液的流向，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堆符号堆积的整理。 日本人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却又十分有礼，顽固但又善变，忠诚和背叛、勇敢与怯懦、异常保守惊人容新，令人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表现，如果从“耻感”出发，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要说明耻感是什幺，莫过于解读日本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我现在就对这首叙事诗讲一下大概意思： 大名(类似于中国的诸侯)浅野觐见幕府将军，由于没有向位居中枢的大名吉良送重礼，因此在浅野向吉良请教上朝礼仪时，故意把礼仪乱说一通，导致浅野在上朝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这样，就使浅野羞愧难当，在朝堂上拔刀砍伤吉良前额。虽然，浅野是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的正当行为，但在朝堂上拔刀是对将军的“不忠”，因此，浅野必须按规定切腹自裁，才算是对将军“尽忠”。浅野回到自己家里，如式端坐，等到自己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来了，两人双目久久凝视之后，就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大石等四十七位家臣，为了麻痹吉良，用尽了各种手段，在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家臣，把知道内情的妹妹给杀了，另外一位，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位，为了获得吉良家的内情，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作侍妾，这不但要求她忍辱负重，而且在谋刺成功之后，还不得不自杀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这些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完全是悖离人之常情的事，在日本人看来，为了对“名分的情义”，是完全值得的，相反，在他们为了迷惑吉良而制造的烟雾下，人们以为他们不替浅野报仇了，他们毎个人可都让人瞧不起呀。真到最后，在谋刺成功之后，他们被全日本视为英雄，但杀吉良并没有经将军同意，为了“忠”，这四十七士就在浅野坟前，用吉良的头祭奠完吉良之后，全部切腹自杀。 在日本1937年的教科书上还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垂范。幕府经过反复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四十七士物语》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可为什幺却能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呢？ 从这首叙事诗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礼仪十分重视，对违背礼仪的“耻感”十分敏感且强烈，否则就没有浅野对在朝堂上对吉良的拔刀相向，而且代价是自己切腹自裁，这是他清楚的。这种对礼仪的重视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这种“礼教杀人”的严苛绝不亚于传统中国。不过我们马上要问的就是：为什幺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由耻感激发的可以不惜生命的对荣誉的追求？ 其实在中国存在过这样的耻感，翻开《史记》的《刺客列传》，曹沬、专诸、豫让、聂政，当然还有荆轲，他们视信义为无价、荣誉高于生命的品性，就连司马迁都说：“自曹沬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和《水浒》里的好汉们是有天壤之别的，因生存的困境而逼上梁山，以忠义的旗号来行鸡鸣狗盗之实，叫喊着替天行道其实想的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定要造反和坚决受招安统一于荣华富贵封妻荫子的利字当头。 在《水浒》大行其道，而《刺客列传》被人遗忘的中国，我们要感谢日本人，要感谢这旁支的兄弟，还保持着古汉人的血脉和精神。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耻感差不多消失殆尽？下面我尝试从伦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伦理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规范，尽管中日两国文化在伦理上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伦理对人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伦理在内容上表现得更为细密，日本伦理好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不完整摹本，强调要忠君和中国差不多一样，但象尽孝就要为父母守坟三年这样的规定，日本是没有的。另外，在性方面的禁忌，日本也要比中国宽松许多，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一些行为，就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浮荡的。 可以说，日本在性方面相比许多民族的宽松，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忍受其它行为要被严苛规范的伦理要求。当我们看到他们用处女当“菜盘”的“女体盛”时，我们会觉得他们变态，但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象如工蜂似蚂蚁的社会生活后，就会觉得这种放纵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 社会伦理应该有松有紧，中国传统伦理对人的要求就是过于严格，忠孝义悌节，无一不是对人高标准严要求，没有象日本那样开个口子让人有喘气的机会。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生活在中国，不是让人麻木就是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耻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就开始鲜见，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伦理观盛行的时代，中国社会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这只要读读明史都会明白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作为哲学存在的理学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日本伦理并不是松紧适度的伦理，大和民族的灾难和成功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社会的伦理造就的性格中找到原因。 最近发生在西安的事情，我认为，那四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想要侮辱中国人，只是把在日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舞蹈搬到西安，没想到犯了中国社会的大禁忌。 而中国学生过激的，没有分寸的反应，恰恰是他们耻感欠缺的表现。有耻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会被对比自己处于弱势的对手激怒；有耻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会把利害得失放在眼里的，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很多时候都置之度外。 有耻感的人，不会上午去美国使馆抗议，下午又到那里去办签证；不会口口声声打倒小日本，却一心一意要去那里留学；不会哭着喊着热爱祖国，但一有机会到国外定居，就比谁都跑得快。 在群体的狂热下，不会是知耻而拥有的勇气；在得到变相的默许后，才有怒不可遏的奔涌，不会是年青人纯洁的刚烈。 有耻感的人，天然和内省结伴而行，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地方能够表现他们的这一特性。茶道、花道、剑道、棋道等等，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一种自省修练的方式，而面对樱花时外表的沉静和内心的激昂，可以看成是耻感文化的美好象征。这种能够内省的一面，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花”的一面，有了这一面，大和民族和任何民族成为兄弟，都不会贬低那个民族，自然也包括中华民族。 大和民族的“菊花”品格，保证了他们能够忠诚地对待自己的伦理道德，固然，“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但是内省与耻感同行，保证了在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他们具有相当高的诚信。 我们再来考察日本的社会制度，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全盘照抄，但日本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我倒是认为，这对日本维护其耻感文化来说，是一件幸事。为了不淡化主题，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再细谈，我只强调一点，耻感文化有赖于社会等级的神圣性，象中国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变种，中国知识阶层没有独立性和伪君子特别多，应该说与此有关。耻感文化和日本的门阀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却是其它任何国家不能模仿的，道理就在于其它国家没有日本耻感文化的背景。我认为，耻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忠”和“情义”与等级制度的有机融合。我们知道，日本绝大多数公司对员工实行的是“铁饭碗”，终生不解雇，而且升迁十分讲究论资排辈。这一套在日本有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现在有的管理学家在中国已准备宣讲儒家伦理，准备用在公司管理上，不过，我是认为，儒家的义理容易宣讲，但要在中国培养“耻感”，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没有“耻感”的义理宣讲，孔子不早就说过，“如礼何？如乐何？” 其二，日本产品的精良，我认为这和他们重视礼仪的一丝不苟是分不开的。在《四十七士物语》中，礼仪上的疏漏足以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对细节讲究的民族性格，很容易演变成为踏实细致的工作风格。 最后，日本的诚信品质，我认为是和这种耻感分不开的，无论是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生活中，耻感都起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也正是有了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诚信，才有了日本人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我认为，日本把儒学和他们传统的神教结合起来，反而把儒学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文雅、高洁、细致、严谨、忠信诚敬以及勤奋刻苦的品质，这是由于其文化和制度的特点都有利于耻感的形成。这也就是日本人性格中“菊花”的一面。 但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尽管日本人能在其它人不在场时也能保持内心的耻感，而且这种耻感成为了他们构建道德自我的原动力，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他们的伦理范围和道德要求外，他们不能认清何为罪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康德所说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而他们的残暴、贪婪、好斗、嗜血的一面，正是他们有耻感而无罪感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正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认识，懂得对这把刀的控制人，依靠的是“耻感”。只要是天皇决定投降，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忠”，他们就不会再继续抵抗。美国占领军没有在日本遭到一次袭击，这令人惊讶，但我们在了解了日本文化决定的性格特点之后，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能够理性地对待用原子弹炸自己的人，这说明日本人能够忍辱负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象古代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耻和辱混淆不分了。 为什么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耻感”的核心，没有了天皇，社会秩序可能都不容易维持正常。麦克阿瑟说天皇抵得上若干装甲师，这绝非虚言呀。而在天皇名义下的任何现代化变革，总能顺利完成，这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困难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日本人要为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罪行反省和忏悔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事并不能激发他们的耻感。他们的耻感只有在他们的伦理体系内部才能感受得到。 在灿烂无垠的星空下，上帝了解人的一切罪恶。大和民族和汉民族都历经苦难，实际上都是两个民族罪孽深重，而且都不知道反省的原因。只不过，汉民族更加糟糕，汉民族连耻感都至为淡薄。 日本人是很遭中国人恨的，但我却恨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比现在的汉族人更象汉族人的祖宗。 对大和民族我给予的只能是深深的祝福，就象祝福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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