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釋：王立軍方勵之夜奔之異同（1）

主題是分析王立軍的夜奔與當年方勵之的出走之間的差異，但必須肯定其間存在的相似。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帝國主義國家使領館，接納refugees，這是基本相同點。王方二人都曾是中國專政黨的黨員和幹部，又都感覺到自身生命受到威脅，evidence of hardship，在自己的國家政權之下，所以提出避難的要求。

Refugee 和 Asylum，既是個案考慮，也有外交因素。這二者在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中，都有長久的傳統。如果不考慮政治和外交，那麼這是西方對“多數暴力迫害”的自我制衡，是社會的包容機能的最基本的表現。試設想，“新中國”的國家暴力史上，如果社會有這種，即使是最原始的最低級的機制，則在“肅反”和“反右”的“多數暴力迫害”中，多少生命可以免於慘死，多少家庭可以免於破裂，“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禍可以免除。

中國，中國的社會，缺的恰恰正是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個可以自持的社會，一個可以自定的社會所必需的生命之力。

生命的考量，不是中國和中國人的首要的和首先的考量。

所以，王立軍和方勵之，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首先考慮到的，是“走西方人的道路，讓鄧小平，或者薄熙來，去說吧”，因為西方人的道路，是一條活路。

當然，最大的不同,在於結果。方被庇護，王被拒絕，個案必須要有個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