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雷

中国的很多事情让人感到可笑和伤心，也使人感到无奈。

比如，党政干部和经理念博士、硕士的问题，就很让人诧异。一般来讲，党政干部念硕士较难，因为硕士考试比较正规，难以通过。导师的权力也不大，不可能在五门统考科目中自作主张。但即使这样，中国的教育界也想出了绝招，通过办各种研究生班，让大批党政干部拿学位。此外，许多学校通过和地方政府或者某个大公司办MBA班来颁发工商管理学位。

我就见过一个直辖市的主管建筑部门的副手在某个工科大学拿MBA学位的经历。此人很少去听课，也很少考试，但课程考试一门都不少，而且分数出奇的高。比那些在学校专心攻学位的师兄弟们轻松便利多了。临到毕业前夕，此公十分焦急，毕竟学位论文要写出来。然而不久此公就释然，他的学位论文全被枪手们承包了。最后，这个部门领导当然顺利通过答辩。学校和领导皆大欢喜。

博士学位的操作就更让人感到窒息了。一些导师明明知道精力有限，偏要一气招五六个学生（在同期），而且在生源构成上颇费一番脑筋：要招二个真正能做学问的，以便一起做些课题，好让成果迭出。这样的话，博士点就能维持下去了。还要招二个党政干部，比如某个省的厅局级干部，中央部委的关键部门的处级或司局级干部。招过来有什么好处吗？私下话，笔者迄今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为学校做过什么切实的贡献，也许对博士生导师本人有很大贡献也说不定。剩下的名额，当然就留给商人了。但是我们中国的商人力量还很微薄，只有送导师礼物的财力和心思，还没有到可以慷慨地为某个大学捐助办学的地步。这样的商人到某个大学做博士生，也就为导师带来些实惠罢了，对同门师兄弟，对学校的贡献有多大呢？零！！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人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中国有限的教育资源上分一杯羹呢？须知，中国的博士学位即便土得掉渣，毕竟也是学术资源啊！学位就是一种资源。现在有些人变着戏法盗用这些资源，不是腐败是什么？

就我所见，这样的现象何其多啊，人们见怪不怪。比如，某个国家机关的人，不通数学，连高中数学都不懂，居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念经济学博士。某个博士生导师，一年招九个学生。真是匪夷所思，叫人无话可说。这样下去，怎么能保证博士学位的质量。怎能让那些心怀报国之门，一心想在学术上发展下去、做些贡献的人得到那怕些许的安慰？这不是学术腐败又是什么？中国的大学，无论南北，都说要争当世界一流、共创“知名”，就此下去，不关门大吉才怪哩！

照我看来，校长不办学，导师不做学问，大学不务正业，教授缺乏自省和责任感，正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如此下去，国将不国！

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使我们得出清晰而又正确的答案。我认为：

大学应实行校长聘任制； 博士生导师以科研经费确定招生人数； 对学术资源的使用加强监督； 取消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制”，只要是教授，而且有经费，就在理论上获得招收“助手”即博士生的资格。因为，人为地划定“博士生导师级教授”和“一般性教授”，不仅会因为“ 准入障碍”滋生腐败，增加内耗，人为地制造学术上的非学术因素，而且不利于学者之间的真正竞争，更不利于学术和学科的真正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理念是很蠢的，既不利于中国的教育水平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真正用之于学术、用之于创造性的教育实践。明明“终身制”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学术的繁荣，不利于青年学术才俊的茁壮成长，却偏偏要抱住“学术身份终生制”死不放手，好象要和一切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死的教条、陈腐的教育理念相始终、共生死，一同葬送颇具生命力的学术思想才肯罢休似的。

为什么要把中国的丰富多彩、充满挑战的学术实践和“学术身份终生制”这种死人的衣钵捆绑在一起呢？就不怕我们的民族振兴无望吗？

我们当然可以搞“终身成就奖”，也可以搞“终生教授”，但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挂起钩来，而不能让它们成了腐败的渊泉。我们不拒绝学者的“终身成就”，相反却要热烈地欢迎它们，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学术身份“终生制”的泥淖，平白无故地在中国教育和学术实践中引入权力因素和非学术因素。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没有一个教授的岗位是以杰出的人士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说明：

其一，中国自已的学术还不成熟，学术界还缺乏自信； 其二，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官方办学术”，缺少民间的力量和智慧； 其三，中国的杰出人士还太少，或者贡献还不大。 其四，我们中国的学术界还缺少激情，缺乏想像力，因此，还缺少“制度创新”的冲动和理念。

但是，我们还有孔子啊，还有孟子啊，还有孙子啊？近代以降，我们还有康有为，还有梁启超，还有王国维和陈寅恪啊？物理学界，还有那个发现了“康普顿效应”的吴有训呀？还有钱三强和钱学森啊？数学界我们还有华罗庚、陈景润和陈省身（此人还活在南开）啊？为什么不能以这些人来命名我们的教授岗位呢？

学术腐败是中华民族的大害，不去不足以振兴中华，是国之大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