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景展望

1、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將力保中國穩定和制度的合法性。

按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和可達到的增長水平，最快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其意義不僅僅在於重返兩百年前的世界經濟大國地位，而在於全球化時 代，中國的制度模式在國內外將具有不再被挑戰的地位。就如同今天的美國，雖然是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但其制度仍不被國內外所否定。這樣中國將從過去“經濟 發展導致政治穩定”的階段過度到“政治穩定未必一定依賴經濟發展的階段”。也即達到西方現在的“發達階段均衡”，雖然經濟停滯，但仍可保持社會大致穩定， 不會出現中東的變局。在更充足的經濟因素下，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綠色發展指標首次占全部指標的一半以上）、社會保障、能源（包括儲備）、人口老化問題 都可以從容地解決。特別是考慮中國勤奮的國民性，推遲退休時間、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都比西方更為容易。

2、中國成功的獨特政治制度，能有效應對各種挑戰。

客觀來講，任何國家都會面臨各種問題和挑戰，關鍵是其實行的制度能夠有能力化解以及有能力承受試錯成本。

中國的制度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這和西方定期的換人換黨、阿拉伯世界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兩種制度模式不同。西方的模式可以實現制度的靈活性，但無法實現制度的穩定性。阿拉伯世界則具有穩定性，但缺少靈活性。只有中國的制度兼具兩者共性。

從具體實踐看，西方民主制度的運作成本過高，需要全國動員，耗時、耗資巨大。而且領導人產生後，其委託代理成本過高：領導人不過四年或八年的任期， 追求短期效應，甚至貪污自肥。此外民主制度要求大眾參與，從而使得政治平庸化，也很難產生優秀的領導人。同時為滿足大眾的福利貪慾，國家債台高築，嚴重的 甚至導致國家破產、社會動盪。而這種競爭性的政黨政治，極易演變為政黨不斷惡鬥、效率低下，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無法滿足必須迅速決策的全球化時代的要 求。

而阿拉伯世界的制度模式，優點在於權力的傳承成本很低（血緣），而且權力的運轉沒有委託代理成本，能夠制訂長遠的戰略，只要最高領導人英明，政治就會清明。但缺點是領導人的選擇面過窄，無法保證總是有能力的人接掌權力。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 制”。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 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 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鑑。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對台 新政十年以貫之就是一例），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 眾貪慾，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對中國制度模式最大的質疑在於如何對權力進行監督，避免濫用權力。這除了中國傳統的“天命觀”（得人心者得天下）、體制內存在的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監 督手段（如紀檢委、黨內競爭）對權力的制約以及一個執政團體下的“絕對責任”----多黨制可以把責任推到前任或者反對黨的杯葛，但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 執政黨承擔全部責任，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和互聯網（手機）時代的到來，中國在內外都受到了及時有力的監督。

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實現了瞬間化。中國國內的問題能得到及時的曝光，從而迫使執政黨採取更為透明和開放的治理方式，達到對權力的制 約。全球化時代，使得世界可以更容易的圍觀中國，尤其是仍然主導全球秩序的西方。比如，九十年代西方熱炒誰來養活中國人。結果到今天，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 5.7億萬噸，占全球的22%，而中國人口僅占全球的19%。 再比如，2001年西方熱炒中國將因為銀行無法承受的壞債而崩潰。結果，到現在中國各大銀行的贏利能力全球居首。而美國金融危機以來，三百多家銀行破產。 當然並非所有的國家可以受到西方如此不同的“關愛”，它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國家要足夠大，二是雙方體制不同，三是這個國家即使不是西方的敵人，但也沒 有臣服於它。可以說，從全球的角度講，西方扮演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角色。而中國卻又無需付出多黨制的巨大成本和代價。

還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提。就是大陸、香港（以及澳門）和台灣三方的制度競爭。為了使國家統一更為順利，更符合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中央政府對台灣和香港均提出一國兩制的方案。制度不同，自然就事實上形成了各方的制度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只有在制度層面上表現的更好，才能對台灣和香港（以及澳門）產生吸引力。

結論：未來十年，雖然國內外發展環境在惡化，但中國的表現仍將優於歐盟和美國，並極有可能十年以後在不斷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基礎上，實現國力登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