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兩會終於結束，伴隨結束的還有重慶的唱紅打黑，先是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接着是薄熙來和王立軍免職，此紅極一時的打黑運動也拉上了帷幕。返回頭來看看，從一開始就顯示出這一苗頭，就事件本身而言，這一結果屆是必然。這不是歷史悲劇，也不是政治迫害，這就是政治鬥爭。

先來說說王立軍。1959年出生的王立軍，是薄熙來一手提拔上來的草根局長。同薄熙來一樣，這個17歲就參加工作的知青，從遼寧省中等專業教育自學考試政法專業，多次參加進修，官方公布的頭銜黨校研究生、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一級警監、教授、研究員。他的人生軌跡：從一個警員到超級警察的升級，從以文強之子做人質，逼其檢舉揭發賀國強和汪洋，到唱紅“逼宮”，成都美國領使館叛逃成為他政治生命的終結。

他是重慶打黑的核心人物，一個打黑英雄形象。薄熙來和王立軍聯手，打倒了原來由汪洋提拔起來的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生活中的超人無可厚非，可在政治上做超級人物可就危險之至。在這裡不對王立軍本人功過是非評判，相信就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但他們的失敗就在這個超級上：

第一，打黑擴大化。重慶模式的主導人物是薄熙來，他和王立軍一個唱紅，一個打黑，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他們藉助群眾對黑惡勢力的仇視，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打黑運動。王立軍整治的是公安隊伍，也只有公安戰線統一換崗，打掉了部分黑社會的保護傘，也藉此排除了異己。

從商業部長到重慶任市委書記的薄熙來，把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長的王立軍空降到重慶擔任市公安局副局長，短短幾個月後，文強被殺後，王立軍全面接管重慶司法系統，他先後成立了270個專案組，抓捕了近600個涉黑涉黃的“黑社會”，“從重從快”判處了一大批“黑老大”。 “運動式”打黑中暴露出的問題： 以大規模集中抓捕、在臨時場所關押犯罪嫌疑人和數百專案組同時運作為特徵的運動式打黑，幾乎必然發生嚴重“黑打”。幾十年來歷次的運動式“嚴打”的 後果已表明，成百數千地大規模集中抓捕並在臨時場所集中關押犯罪嫌疑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安對被抓者犯罪事實基本不清楚、對犯罪證據基本沒掌握就抓人、抓 了人後再根據口供取證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辦案人員審訊犯罪嫌疑人時的破案壓力，以及從而受刑訊逼供等非法偵訊手段誘惑力都非常大，法律底線可輕 易被突破。 他們是從懷疑入手，而不是從證據開始辦案，大量案件在檢察機關撤訴。從報道看抓捕大批涉黑團伙，但真正定罪的則很少。從部分著名案件已經披露的案情看，那裡的違法司法現象確實激起了許多知情者的義憤。坊間盛傳王立軍因腐敗、刑訊逼供已經被中紀委立案調查，也不是沒有根據，就連薄熙來也承認用人失察。因此，重慶模式的重大缺陷在於推行人治而非法治。這不正說明了問題？打黑擴大化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唱紅打黑，發動群眾。“唱紅”是 “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的簡稱，是重慶從2008年開始興起的大規模群眾性文化活動。僅兩年多時間，重慶全市開展紅歌傳唱活動12.8萬場，經典誦讀展演活動2.8萬多場，舉行故事會7.01萬場，手機和QQ用戶轉發箴言1.3億多條次。.如此連續、持久和大規模的活動，它們是自發的還是由公共機構運用公權力統一安排的活動？這些活動是民眾、黨員自覺自愿地參加的，還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強制參加的？他們真的有選擇不參加這些活動而不影響自己生計和出路的自由嗎？如果他們並不真正有選擇不參加的自由，那這些活動對他們來說又意味着什麼呢？

像重慶衛視那樣，從原本向公民提供較多樣化的影視產品供其選擇的機構，轉變為僅僅向受眾提供一種顏色的公共產品（即紅色節目）的機構，實際上是其公共職能嚴重倒退的一種表現。倡導和推行唱紅者將自己理所當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將轄區內其他所有 人都看成了有義務接受其教育者；倡導和推行唱紅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懷疑地看成了其轄區內其他所有人都應該接受的興趣和愛好，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審美標準也看 成了其他所有人都應該接受或採用的價值觀和審美標準。事後證明這不是重慶市委、市政府集體決策，而是部分人的個人行為。難怪溫家寶對此極為憤慨：

第一，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認文化大革命來否認重慶模式。他的原話是：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他將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相提並論，顯然不是個人言論，而是中央表態。

第二，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性質嚴重，影響惡劣，中央決定：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這是薄熙來免職的導火索，也是事態發展的必然結果。薄熙來免職是遲早的事兒，即是沒有王立軍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一，犯忌。重慶模式就是逼宮。歷史以來，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都是元首的專權，同一陣營的第二種聲音遲早要被清除，這也是歷史證明的結果。其二，樹敵過多。我他先看一個關係圖：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兼任重慶市委書記，他的前任薄熙來，薄熙來的前任是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汪洋的前任是張德江，而汪洋在重慶的前任又是賀國強。薄熙來打黑打掉的就是汪洋和賀國強培植的幹部，他否認了前任就肯定遭到報復。而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肯定歷屆重慶領導，也就意味就重慶模式的終結。

事實上，中國政治演化和權力變遷公開到檯面上進行，弄得你死我活，也嚴重損害國家的根本穩定與人民的核心利益。強化政權而非民權，以政黨文化取代公民文化，是直接導致“王立軍事件”這樣的反諷和內訌。

中國體制混亂貧富不均，社會差距大是不爭的事實，三十年的改革只是摸着石頭過河，政治體制嚴重僵化，行業壟斷變成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國有利益大量流失，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然而中國不缺政治家，就是沒有思想家和理論家。吹牛的有的是，單單沒有實幹家。令人遺憾，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從重慶模式的失敗，至少說明凌駕於集體之上權力不是代表群眾利益的權力，完整的理論體系不是靠運動來完成的。

中國的出路在改革，改革的出路是理論的創新，沒有完整理論的改革不是成功的改革。與其在西方社會找答案，不如在毛澤東思想着手，從《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文獻發掘一下，用毛澤東思想對現實社會重新研究，創新出一套全新理論更實際。

                                 201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