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草庵居士

当中国在一个平庸误国的人执掌经济数年之后，朱容基先生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接掌了中国总理的职务。当时海外人士曾为此兴奋有余，并称朱为中国“经济沙皇”。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曾与大陆经济界人士和一些中层政府官员交谈，谈到朱的政策及未来。特别是针对当时朱容基提出来的一个“国有企业三年解困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尽管我一向在经济政策上十分保守，但当时我对朱的经济政策还是提出了质疑，相当一部分官员也同样抱有我这样的看法。我当时说：“朱的政策不是要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要对计划经济补洞，国有经济三年解困，实际上是将宝贵的资本投入到无限的窟窿之中，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有企业三年解困的完成之日就是国有企业重新入困之时，中国政府不能靠挽救旧体制下的企业谋求发展，而应当是将有限的资本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让人民在解除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自由地发展新的经济”。

说起朱容基，以我个人观点看，至少他在品格上是无可挑剔的，他同样具备一个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个人魅力，也有自己的宏伟报负。但问题是，无可挑剔的品格及抱负能否视为政府总理的唯一条件，如果仅依靠品格和抱负来挑选总理，我相信中国的百姓更愿意挑选一个不满五岁的儿童，至少他的品格和抱负都无可非议，比朱更有优势。但中国人并不这样考虑问题，人的能力往往不如人的品格更重要，而这个貌似公允的道德标准却是因人而异，众说纷纭。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人在讨论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会以他的能力为第一标准，相反却是相互传颂着某领导人廉洁奉公，微服私访的故事。

我从来不否认朱容基先生的能力和品德，但我同样要批判朱容基先生在中国执政数年来的过失。尽管他在施政中受到了各种势力的牵制和干扰，但他的经济政策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显示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模式，更没有给中国百姓指出一个发展的方向。尽管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好的总理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理。

数年前，我曾听到朱容基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送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样的话很符合中国百姓的胃口，也很让人振奋。但问题是，朱先生没有能力在中共体制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型，如果没有健全的政党制衡机制和开放的舆论监督机制，仅仅依靠政府总理个人的意愿和力量（包括领袖魅力），难道可以制止遍及全国的普遍性的制度性的腐败吗？什么是中国最需要的？什么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豪言壮语就能改变中国吗？

除去上面提到的“国有企业三年解困计划”，我要批判的是目前仍在实验中的“农村费改税”计划。农村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农民税收政策也一直是令中共头痛的问题。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根据中共公布的资料给中国的农业税收算过一笔帐，依照目前中共的组织结构，要维持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农村的税收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要增加，政府的人员连薪水都无法保证，怎么能谈到减轻税收的问题。不从制度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村的费改税能执行下去吗？中共为了维持其政权的有效统治，在基层施行的就是一种地方精英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反复将农村的精英提拔到基层政权，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利益统一体，从而抑制农村的发展和动乱。如此长期的发展早已经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的超级臃肿，而庞大的政权又怎么能降低税收，毕竟这些基层既得利益者要依靠税收来生活，来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你朱容基要进行“费改税”，但基层政权答应吗？不从本质上根本上改变基层政权结构，不削减政府人员和开支，如何“费改税”？

值得一提的聪明决策是目前正遭到新兴利益集团全面反对的“国有股份减持”计划。这个计划应该说是近年来中共为改变中国，并为适应未来发展做的最大改变。但就是这个计划也因为中共政治及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而受到了新兴利益集团的全面封杀。尽管这个计划有很多技术上的缺陷，但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改革开端。也许很多人在高喊众多的大众股民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我们是否可以看看，面对数亿没有能力购买股票的农民和城市贫困者，你们的利益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一部分利益集团还是全体人民？难道中国的股票泡沫要让下一代来承担吗？难道我们还要用虚假的数字和指数来维护早已经破产的国有经济吗？非常可惜的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贫困的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声音被强势的新兴的利益集团的声音所掩盖。中共在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再次显示出自己的利益倾向，“国有股份减持”计划已经面临再次流产。朱容基的强势作风再次遭到挫折。

在曾被中国青年报刊载，后来被腰斩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谈到：“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产业结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面对现实中的中国，我们只要能清醒地看问题就会发现，今日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结构四分五裂，地方割据的国家，人民处在一个极不平等，相互排斥，利益对立的社会。一方面是经济繁荣，信息发达，高楼林立的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另一方面是资源短缺，知识匮乏，面临破产的原始农村社会。在城市的居民可以享受着与世界一流国家同步的物质生活，具备完善的教育和生活。而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乡村则是仍为一日之餐而不知所终的广大农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因特耐，也不知道什么是纳米水，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能读完小学，能够让自己的家人不再挨饿。这是什么样的两极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还能找到什么国家有这样悬殊的两极分化？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难道生活在现代的城市居民们忘记了中国的古语“物极必反”了吗？难道你们在喝着哥伦比亚咖啡，眼看着股票涨落时就不会想到饥民会造反吗？这样的社会是个稳定的社会吗？历史没有告诉我们过去吗？

就在我遭到网络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之后，一位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曾给我发来一封长信，详细地分析了国人的心态。这位先生这样说：“中国人善于平衡，隐藏自己的锋芒，用春秋笔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社会不允许异人，也不允许思想家，朱容基就是例子。”朱容基先生也许在执政当初希望自己能改变中国，但现实不允许他进行下去；但我想问的是，既然自己知道不能改变，为什么又要做维护旧体制的事情，既然知道国有企业不可救药，为什么还要将数千亿人民币投入到这个无底洞，为什么不去用这笔庞大的费用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让人民减少对未来的恐惧，让社会更安定？为什么明知道这个体制无可挽回而还要鞠躬尽瘁去挽救？难道人民让你执政是为了救活一个违背人性的体制吗？就是为了延缓它的生命吗？难道我们没有子孙后代吗？你的道德和勇气哪里去了？你是真正的改革者吗？你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人又有哪些区别？

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平衡术将再次在中共官场上演，中共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我们是否会再次看到一个“廉洁”而对中国未来无用的“清官”？当我们嘲笑了数年俄罗斯的变革之后，是否要在数年之后再被全世界人民嘲笑？当我们看到今日俄罗斯快速进步的时候是否会意识到，中国短期的发展和稳定已经走到了绝路？历史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难道我们不能在危险来临之前就杜绝社会动乱？中国人的智慧到那里去了？难道中华民族真是一个弱智短视的民族？

我们是否认识到世界的发展？我们是否需要深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伟大的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讲话？你们为什么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我们需要一个对中国未来负责任的领导人，我们需要一个能改变中国的“异人”。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百姓利益的领导人。

谁是我们需要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