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影子下的中国人

李颖科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民族。在心理结构上，中国人偏于保守、封闭，西方人偏于豪迈、开放；在性格特征上，中国人偏于内向、克制，西方人偏于外向、狂放；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注重直觉体验，西方人注重逻辑推理；在审美情趣上，中国人强调对内部世界的感应，西方人强调对外部世界的观照……

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既不象古代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那样外向、粗豪与狂放，也不象现代西方人那样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而总是固守忍让、克制这一拘谨唯诺的处世之道？其实远古时代并非如此。就拿龙和凤这一对中国古代的图腾来说，他们都是奔腾活跃的象征，一点也不内向克制，细腻脆弱。只要我们看一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对此也可心领神会。你看《离骚》中无羁舒放的浪漫想象，你看《天问》中那层层交织的丰富情感，你看那《九歌》中痛快淋漓的感情抒发。

当中国璀璨光华的史册翻至群雄割据的春秋战国年代，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结构稳定的古代社会，产生了日后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儒家学说。这一学说给原来比较开朗外向的中国人套上了一副内向、封闭的锁链。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十分清楚，儒学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就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而言，儒学的地位也是有升有降的，我们可以沿着儒学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沉浮的轨迹，考察它对中国人保守、封闭的心理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唐以前的中国人，尤其是汉、唐人比较豪迈、开放，宋以后的中国人极其保守、封闭。鲁迅先生曾说过：“遥想汉人多少宏放，……唐人也还不算弱。”为什么同是中国人，而汉唐人比较豪迈开放呢？大家知道，就汉唐两代而言，尽管也有经济衰微、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机时刻，但就中国历史长河来看，汉唐两代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兴盛时期。发达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对外的开疆拓土，国内的安定统一，以及相对来说的开明仕进、政平讼理，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使整个社会沉浸着一种恢宏豪迈、开朗奔放的精神氛围。其次，儒家思想在唐以前还没有真正占主导地位。如众所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几乎是到处碰壁，就连孔子本人也栖栖惶惶，很不得意。秦朝建立，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汉初崇尚黄老之学，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定于一尊所局面开始形成。但两汉之间，在文化思想领域照样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并非是儒学独尊的一潭死水。魏晋以来，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激烈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

但是，在11世纪到17世纪（宋至清代）的中国社会的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由中唐经北宋逐渐形成到南宋到达鼎盛的理学（元朝人称为道学，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儒学）。理学通过注解儒家经典、阐发经义的方式，把儒家学说进一步哲理化，使儒家的纲常礼教进一步渗透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情感状态中，从而也就进一步左右着人们的日常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正是这样，在宋、元、明、清时期，理学笼罩和窒息了中国一切思想文化，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每一个阶层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种沉闷而禁锢的精神氛围下，人们普遍接受了束缚个性的“天理”，恪守三纲五常的原则。因此，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个性意识、个人思考、激情爆发、欲望冲动，失去了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关心、探索和追求。在人们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事物需要他们去重新探索，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需要他们去改造、充实与完善，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衡量万物的价值尺度、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一切的一切，都被圣贤们巨细无遗地记载在儒家学说之中。在当时，任何与儒家学说不相合拍的思想体系只能是邪恶、丑陋、虚假与混乱，任何外域文化都受到不加思索的排斥。

最终的结果是，儒家思想中的保守因素，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情感之中，积淀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或者文明。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尽管经历阶级和时代的种种变异，却始终保留着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对此，承认与不承认都已经不重要，哪怕我们赚再多的美元，买再多的军火，中国人的现有心理结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已经大致限定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百年的走向。除非我们从现在起，就意识到这个沉重的遗产，象一百年前割辫子，放小脚那样痛苦地丢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