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二十三周年前夕，埃及前总统，独裁者穆巴拉克因下令镇压示威者罪名成立获刑终身监禁。

　　穆巴拉克被判刑在埃及引起争议。穆巴拉克是在压力下被迫下台的，他执政三十多年，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对那些独裁者们，对百姓进行镇压的政府们，应该起到一些威吓作用吧。

　　我想，中国六四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李鹏先生，以及因六四受益的江泽民先生看了这样的判决，应该如坐针毡吧。

　　那些动不动就拿枪口对准老百姓的家伙们，是不是应该吸取一些教训呢?包括整天以维稳为借口，整天高喊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把枪口对准老百姓的家伙们，是不是能够引以为戒呢?

　　最近看到一些文字，说六四镇压谁该负主要责任，很多人都把主要责任推给邓小平先生。包括六四期间的北京市长陈希同，最近要出一本他的书，完全把责任推给邓小平先生。还有以前李鹏曾经写过日记，试图出版而未果。在日记里面李鹏一样是把主要责任推给邓小平先生。

　　凭心而论，邓小平确实是六四事件开枪镇压的主要决策人，他确实罪责难逃。

　　但是，在六四期间，中国当时的政府总理却是李鹏，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国家主席是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邓小平只是一个军委主席，虽说他是实际上最高领导人。但是是谁让他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呢?

　　严格意义上说，李鹏杨尚昆做为当时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没有履行他们应有的责任，而把天安门镇压学生这么重大的责任和权力拱手让给了邓小平，而他们自己甘愿做傀儡，替邓小平跑腿。他们实际上是在这么重大问题上犯下渎职之罪。

　　所以，真正需要负责任，需要对他们追究责任的应该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杨尚昆和李鹏。

　　尤其是李鹏，当年的戒严令就是他颁发的，他除了犯下渎职罪外，他还是戒严令的主要执行人，所以他理所当然的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是明确反对镇压学生的，所以，他应该不需要负上主要责任。

　　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什么责任也没有。他同样负有一定的责任的。最主要的责任不是在六四期间，而是在十三大大会之后，是他提议以后重大问题还需要向邓小平请示的。

　　所以，他实际上是养虎遗患，为在天安门事件时期邓能够为所欲为埋下了伏笔。等到需要决策戒严与否的时候，他想反对的时候，他使不上力气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赵紫阳同样需要为六四镇压负上一定的责任。

　　其他需要负上相对次要责任的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先生。他身为委员长，却没有履行职责。虽然他是被逼迫的，但失职就是失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另外，作为北京市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和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同样罪责难逃。陈希同在书中讲，他并不知道他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总指挥。但是他毕竟是北京市长，他没有尽到保护北京市民的责任。就象穆巴拉克没有尽到保护埃及人民的责任一样，陈希同至少犯有渎职之罪。

　　当然，本文并没有为邓小平开脱罪责的意思。他最大的罪责是篡夺国家最高决策权，以军委主席之职下令镇压中国百姓，他是罪恶滔天的。

　　其他一些当时已经退了休的老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等，同样罪责难逃。他们起到了煽动邓小平的作用，犯了煽动罪。

　　另外一个人，江泽民，在六四事件期间，他在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上是有血债的，他对钦本立之死负有直接责任。

　　另外，在六四事件之后，江泽民和李鹏之流，对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长期迫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血债，包括对赵紫阳，梁相，许家屯，等等人士的迫害。这些都是罪责难逃的。

　　我向来赞同对六四责任人给予宽恕，强调只应该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而在法律上宽恕他们。

　　但是，宽恕他们，并不表示可以一笔糊涂账。我认为在追究责任的时候需要把这些当事人当时所担当的职务分清楚。象李鹏，他身为一国总理，主动放弃决策权，而把决策权交给什么也不是的邓小平，那李鹏就有渎职之罪，而且邓小平因此所做的任何错误决策都应该由李鹏承担。

　　当然，对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是一样的。

　　当然，当时的学生有没有责任?学生领袖有没有责任?我看，至少在法律层面他们没有责任。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埃及，我认为，在穆巴拉克被判刑之后，埃及需要和解，需要宽恕穆氏。想当初，穆巴拉克虽然是被迫把权力交给副总统的，但是毕竟是交权了，如果当时他真的负于顽抗的话，埃及的权力交接不会这么顺利，况且，穆氏当政三十多年，还是很有建树的。

　　一个国家从独裁专制走向民主，需要宽容，需要结束过去。所以，我想，如果对穆巴拉克穷追猛打，只会造成国家分裂，没有一点好处的。

　　中国的六四也是一样。需要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结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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