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学生运动最后以悲剧结束，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伤口仍没有愈合。

1989年我在一家青年研究刊物做编辑、记者。受单位指派，在56天时间里，全程追踪这场学生运动，拍摄了几十卷胶片，录制了几十盘录音带，搜集了大量传单、资料，六四之后都被单位收缴，本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小小的记录本。今天，再次翻看笔记本记录的内容，眼前仿佛再现二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

有人认为，六四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错误的事件，我并不这样认为。学生游行示威始终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的，其初衷不过是要求惩治腐败，并没有提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和纲领，游行队伍甚至喊出“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而中共高层大多也不情愿对学生动武，虽然派出警察堵截，但是往往轻易地被学生队伍冲开。

可是，为什么双方无法妥协，而把对方逼入死角？显然双方都有责任。

“4.26”社论的发表是一个转折点，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反感，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此后，运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口号也越来越激烈，矛头主要对准愚蠢、生硬、不知变通的总理李鹏。戒严令发布以后，运动口号更趋激烈，出现了“誓与民主共存亡！”“打倒李鹏，铲除小平，杨尚昆也不留”，“李鹏不死，游行不止”，“谁下令镇压，谁就上断头台”，等激烈口号。

为了证明自己武力镇压的正当性，邓小平等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谁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之谈。1989年首都北京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只发生了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惨案。

据目前披露的资料看，是邓小平在中共元老的建议下决定使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以下材料取自网络，内容真实性有待核实。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邓小平接受了这一建设，于五月七日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讲：“事态继续在恶化，已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五月八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在武汉会见了各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

五月十三日，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他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五月十五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钖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邓小平作了两点答复；待苏联弋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五月十八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论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

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二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援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杨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五月十八日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
邓小平说：“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对事情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杨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持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
邓小平又说：“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
邓在会上又说：“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杨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决定。”

五月十八日晚十时，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与此同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再度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参加了会议。
陈云在会上说：“要采取措施解决了。外地也在乱，再乱下去，要麻烦了。我们要汲取沉重的教训；搞社会主义建设，能不搞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小平同志，你是头，要有决策。”
陈云发表了他的意见后，因健康原因，提前离开会场休息。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两点总结性讲话：“一、事态的恶化发展，在时间上不允许再争论了。个人、少数人意见可以保留，也可以请假休息；二、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措施，即日从外地调动部队进京担任戒严，恢复正常秩序。同时召开首都干部大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动乱。”

五月十九日上午，赵紫阳提出要会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作出答复：“已作出决定的事，不能凭个人意志去否定、改变。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

五月二十二日，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与邓小平会见，部分政治局委员列席在座。众老人就局势的发展表示忧虑。邓小平表示：“事态恶化到这种程度，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也不必忧虑。如果事态不能好转，我们只有采取平息措施。”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有八十多名和一百二十多名党政军‘老人（以中顾委委员为主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迅速平息政治风波，恢复社会主义正常秩序。

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李鹏主持，从上午九时开到下午七时，对北京局势恶化以及全国一些大城市发生暴乱事件，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平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和决策。

五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接受政治局、中顾委的委托，召开了政治局、中顾委联合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
一、赵紫阳对事态的变化，要负青任。
二、动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已演变成反革命暴乱，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经查证，有外国（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也有境外人士卷入。
三、政治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是采取坚定措施、平息暴乱的时机了。
四、建议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由杨尚昆宣布：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停止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停止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受政治局、中顾委的委托，召开了政治局、中顾委的第二次联席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四点工作布置，获得通过：
一、解决当前动乱的时机和条件，已成熟了。二、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党内要思想通一通，暂时不通的，可以请假休息；再不通的，可以退休。三、要动员党政骨干力量，加强宣传事件的性质、事件的气候，教育广大人民，包括干部。四、平息后，要整顿党组织，消除在这场政治事件中的不合格者，有重点、有领导地展开清查工作。

下面摘录几段本人当时抄写的校园大字报：
永志不忘 公元1989 6月3日-4日

五千多善良的手无寸铁的北京爱国学生和市民在军警的冲锋枪前倒下了，在装甲车的履带下惨死了，从三岁的儿童到八旬的老太太，他们都不放过。

从西长安街军队从三日晚11时开始实弹杀人，从军博一路杀奔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装甲车并排而行，碾压着来不及躲避的人们，在纪念碑下，大学生肩并肩、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一排排倒下了，鲜血染红了洁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此后，疯狂到极点的军警又动用了火焰喷射器焚尸灭迹。政府究竟向军队灌输了什么，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野兽？医院的化验结果证明，三日晚杀人的军队全服用了超量的兴奋剂，一位少尉说，兴奋剂是搅入水中和其他饮料中受骗服用的，出击前，有指示说，北京市民有三分之二都是暴徒，镇压决不能手软。大家看吧，政府已经卑劣下流到何种地步？

请记住，公元1989，我们已经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的血不能白流，无赖政府疯狂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中华民族再没有别的机会，不斗争就没有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与那一小撮奸党窃国的狼斗争到底，一直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直到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直到所有中国人都抬起头来活着的那一天。

在此，向我英勇牺牲的同学致敬。
公元1989.6.5.

六四紧急呼吁

同学们、同胞们，我们的鲜血已经流成了河，血肉已经模糊了大街小巷，法西斯惨无人道的屠杀令人忍无可忍，鲜血不能白流，斗争不能止息。

但是，我们的观点是，决不能以暴力对抗暴力，鲜血的河不能变成鲜血的海，我们的牺牲已经够惨重，它足以说明，李鹏政府已经彻底与人民为敌，它们的灭亡指日可待，我们没有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面对装备精良的现代军队，我们手无寸铁；另一方面，和平斗争的方式是人民的权力，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必须马上做的是把血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号召市民们全国罢课、罢市、罢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丁校长已经回校，我们要敦促并协助校方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随时可能酿成更大的惨案，有些愤怒的人们犹如脱缰的野马。

同学们，同胞们，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一直以我们的理智和智慧影响带动着市民群众，此时此刻，我们负有更严峻的责任，对于死难者最好的祭奠不是更多的血，而是争取最后时刻和平斗争，人民必胜。

为民主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法律系、经济学院、考古系研究生

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过，“当失败不可避免的时候，失败也是伟大的。”六四学生运动就是如此。

二十三年过去了，六四的死结依旧无法解开。据报道，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提出为六四平反，允许流浪海外的异议人士回国省亲，要求驻外使领馆处理签证问题时更加人性化。我相信，这是解开六四这个死结的必要步骤。历史不会忘记六四，终将记载这一页。希望中共当局顺应民意，采取措施抚恤六四死难者家属，并尽快为六四平反。

六四事件的一个正面结果是大批理想幻灭的青年学子学者皈依耶稣基督，热心传扬福音，为中国的民主化做好预备人心的工作。六四死结最终的解决当然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但最重要的前提应该是忏悔、宽容、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