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到无限—通往毁灭之路

刘伟

《超限战》一书出来时就觉得惊讶，一向要维护国际形象的政府何以允许这种鼓吹恐怖主义的书籍发行，要知道作者的身份可不是一般平民，也不怕别人指责默许恐怖主义。后来在网上看见评论，原来这是一种威慑：别惹我，惹急了我，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向以为只有王朔才会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这才发现王朔的主人公不过是些小角色。

当科索沃战争如火如荼之际，立刻就有人引用《超限战》理论向米洛舍维奇献计，派出小分队，呆在意大利机场袭击飞机。至于是民航客机还是军用飞机，献计者语焉不详。特种部队袭击对方军用飞机是战争中的惯例，和超限战似乎搭不上关系。想来献计者估摸着打民用飞机总还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也就只好做暗娼。无论如何，知道超限战不上台面，总还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就像尚存道德负疚感的小偷，总还有可取之处。

事情总是加速度发展的，不知这是哪位先哲的名言，对我们的超限战主义者是完全适合。当世贸大厦轰然倒下，两年前还羞羞答答的人们这次毫不掩饰他们的情感，欢呼的声浪充满各大论坛，校园里的学生也现出莫名的亢奋。如果说两年前的献计者还是一个暗娼的话，这次欢呼的人们却再不避讳：这是超限战的伟大胜利！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没有关系，恐怖分子驾驶着有乘客的民航客机撞向世贸大厦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抗议，大厦中成千上万的民众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胜利，即使牺牲自己的同胞也没有关系，更何况敌国的有罪之人。

这一切发展毫不令人惊讶，因为从偷一分钱的小偷到窃取百万元的大盗本没有界限。当超出界限一步后，任何一场运动都会向着无限迈进，直到这场运动将自己的儿女也烧为灰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于超限战来说同样适用。超限意味着没有约束，意味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都没有限制，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无限的进程。在无限的目标面前，任何的手段都可以采用，每一个人不过都是可怜的螺丝钉，每一历史进程不过是无限目标的中转站而已。

这么说那些超限战的鼓吹者未免要大喊冤枉，他们会认为自己仅仅为了有限的国家利益而选择无限的手段，当然不会走向极端。确实，很少有人会一开始就想走到极端，但运动自有自己的发展历程，从来就没有适可而止的时候。那种认为达到目的后就可自动转向的想法，不过是自我欺骗。让我们来看看石原莞尔和刘少奇的悲剧吧。

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被誉为二战时日本最伟大的战略家。按照石原的构想，占领东北后，就要专心致志地进行开发，等到国力允许后再同美苏交锋。但是，九一八的胜利使日本统治集团和国民处于兴奋的狂热之中，他们认为日本的力量是强大的，魔爪又伸向中国的华北。七七事变爆发之时，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力主大举用兵，此时头脑还算清醒的石原则主张不扩大。只是沸腾的酒杯不是一滴水所能冷却，英雄立刻成了懦夫，本来在法西斯少壮军人中一马当先的石原从此被挤出决策层，日本也踏上不归之路。等到日本战败，石原摇身一变成了反战英雄，日本人开始感慨假如当初听了石原的话，日本就会如何如何。当多维上的马悲鸣、林思云为石原大唱赞歌时，他们却忘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占据日本主流思潮的。没有九一八事变的胜利，法西斯主义能否有后来的规模大可怀疑。这样的一个魔鬼为石原亲手制造，他的结局不过是“革命终将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再版。马、林二人的学识如何不敢评价，没有哲学头脑倒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居然会认为一场运动会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停下来。

我国的历史更能说明问题。李锐先生在评价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的表现时，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人而复哀后人。当庐山会议彻底破坏党内游戏规则时，刘少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其实为人敬仰的彭德怀元帅又何尝不是后人而复哀后人，当年的反右和军内反教条主义，他也是冲锋在前。这样从反右到庐山会议，从四清到文革，中国越来越左，跟不上左倾列车前进的左派们纷纷变为“走资派”，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场景就层出不穷。要是当年四人帮获胜，他们迟早也会变为“走资派”，因为相比波尔布特，四人帮也可以算作资产阶级代理人。当年的“右派”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现在被视为极左派，历史可真会给人开玩笑。

如果说一场运动迟早会走向极端，我以为其原因在于所谓的被视为历史使命的一些概念都是一些模糊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精确地定义。然而，这种模糊的概念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的最高历史使命。这样一个本质上模糊的概念，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必然会有自己的解释，不可能一致，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完成历史使命的主张，就使同一派别的人迟早会自相残杀。像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公有制应占80%的人会认为主张公有制只占70%的人是走资派，主张90%的人可以认为主张80%的人是走资派。当不同的主张被带上敌人的面具，不惜一切代价的想法就会吞噬自己的儿女。

同样，超限战理论赖以生存的国家利益的概念，一样是不可精确定义的模糊概念。即使我们放弃国家利益是否至高无上的争论，而承认其最高的地位，这也是一个无法操作的概念。每个人心中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允许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可以超限的话，“爱国主义者们”早晚也会自相残杀。

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有十位爱国者，第一位主张打南沙群岛，但主张其他领土争端要和平解决；第二位主张用武力收复南沙群岛和钓鱼岛，但其他的领土争端要和平解决；其它依此类推。可以想象，刚开始十个人可以结成牢固的同盟，现将我等“卖国贼”铲除，然后就去攻打南沙群岛。当南沙群岛收复过后，会发生什么？第一位显然认为已到动武的饱和线，准备收手不干，专心建设。可以想象，战争胜利的狂热会冲昏其他人的头脑，这位仁兄立刻就会像石原莞尔一样从英雄变为懦夫，被赶出第一线，说不定还会被视为出卖国家领土的“卖国贼”，落到与我等为伍的下场。大概这位仁兄还会像罗瑞卿一样愤怒：好歹我也是打过南沙群岛的，怎么能与那些汉奸关在一起。于是乎，爱国者们就会去收复钓鱼岛，当然第二位仁兄接着也会变为汉奸卖国贼。爱国者的队伍虽然越来越小，热情却是越来越高，如果他们还没有在战场上遭遇失败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爱国者们会去收复被印度侵占的领土，将蒙古重新纳入中国版图，让国旗飘扬在海参崴上空。当所有民族的耻辱都被爱国者们洗刷干净，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是否会停止？当然不会。要为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爱国者们会说，中国人太多地太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要去争夺民族生存空间。于是乎，连战连捷的民族英雄变成胆小鬼，也许还会被认为拿了金光灿灿的美元而不为民族谋取福利，是否有袁崇焕大帅的下场不得而知。这样下去，当这个世界关满了卖国贼而只剩下一个独一无二爱国者时，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大概才会停止。

一个模糊的概念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后，就会因为其模糊性变为一个无限的目标。为了一个无限的目标，就可以采用超限的手段。如果没有新的限制，超限的手段就意味着逐步升级的无限手段。这一次世贸大厦的倒塌已经让我们见识了恐怖主义如何从绑架发展到汽车炸弹，从人体炸弹升级到民航飞机炸弹的发展。坦率地说，从道德层面上我痛恨恐怖主义，但从技术层面，我不得不佩服策划者的伟大创意（他居然想得出先劫持民航客机，再用民航客机撞击大楼）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么多架飞机的劫持、撞击，执行起来有多么困难）。下一步的超限手段大概就会是生物武器和小型核武器，也可能是是我这愚笨的脑袋想象不出来的全新攻击方式。当手段不断地翻新，破坏力量越来越大，其后果就越不可控制。如果有一天恐怖分子发明一种还没有解药的病毒，要杀死全部美国人的时候，这种病毒保不定就会传到中国，让全体中国人为美国陪葬。到那时，爱国者们也就只好与自己最痛恨的全体有罪的美国人在地狱相伴。当《超限战》的作者主张超限的手段时，不知他们想过没有：既然没有限制，恐怖手段的形式和结果就不可能控制，而不可能预知和控制的手段谁会知道会给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地球带来什么？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我们接受超限战的理论，其内在的逻辑发展终究会超越超限战论者所要维护的界限而踏上一条毁灭之路。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一个超限论者不可能没有界限，只不过他心目中的界限与现在的界限不同而已。当超限论提出后，固然旧的界限不再有效，论者心中的新界限也就不可能成为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当手段和目的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时，除了最后一个地球人外，每个超限论者都会成为自己理论的牺牲品。

要想避免踏上毁灭之路，我们就必须受到约束。如果说自由民主的理念现在有些人还不能接受，至少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就应该成为每种思想都应坚守最低底线。只要我们坚持不能残害无辜生命这一底线，无论我们的思想会走向何处，无论人类的认识一时间发生多大的迷误，我们总能悬崖勒马，不使自己掉进灾难的深渊。

尊重别人的生命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幸灾乐祸到头来只会害自己，难道我们还能相信一个赌徒的话：我再赌最后一把，赌完这把就走？

超限到无限—通往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