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污吏与清官酷吏

马悲鸣

【此文写成于两三年前，现再贴出来仍有现实意义】

　　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了，可今年春节联欢会上，演员反串的革命样板戏又大叫其座。据说革命歌曲摇滚连唱《红太阳》卖出了八百万盒。人们还在怀念着毛泽东时代。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有人说这是对邓小平时代贪官污吏的反感。这应当说是重要原因。但毛邓两时代的官场特点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

　　毛泽东时代的官，特别是文革开始之后的官场以清官酷吏为特点。邓小平时代的官，特别是胡耀邦倒台之后，从赵紫阳上台开始的官场是以贪官污吏为特点。清官酷吏容易左倾，贪官污吏容易右倾。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其表面文章看，是整“走资派”。“走资派”的全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官，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国内那个时代的理解就是腐化堕落。是故民间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字面理解，就是整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是嫌他手下的官还不够清，吏还不够酷而发动的文革。其意是将那些不甚清的官和不甚酷的吏清除掉，以便换上更其清的官和更其酷的吏。而其实文革前的中共干部就已经够清够酷的了。

　　“镇反”杀了八十七万余人。以《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指导下的“三反、五反”运动引至一万三千人自杀。由反胡风导致的“肃反运动”有两万一千三百余人被判死刑，四千三百余人自杀或失踪。“整风反右”导致两万二千一百余人自杀，另有三千五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三面红旗”的大跃进饿死了少说两千万。

　　截止到文革开始前，中共内部除了高级干部一些有限的特权外，已经很难找到贪官污吏了。穷到那份上，哪来的贪污资源？毛泽东发动文革，还嫌清官不够清，酷吏不够酷。既然有“清廉”两字的价值取向优先，就可以放手发动群众，敞开使用酷吏之刑。吏治既要“酷”，就容不得人权。

　　《老井》作者郑义在《两个文革雏议》中坚持说，除了毛泽东发动的党内争权夺利的文革以外，还有一个“奉旨造反”的所谓“人民的文革”，即“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的“人民起义”。

　　根据中共组织系统1984年的内部统计，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四百二十余万人被关押和隔离审查；而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的只有一百三十余万人。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却只有十三万五千余人。

　　其实张志新和遇罗克还真得算文革致死的人命中这百分之八的幸运者，到时候还真有个司法机关出面平反。其他那些被私设公堂，折磨致死的一百六十万冤魂哪有这等待遇？！还不都是由迫害死他们的各单位“人民起义”掌了权的那一派把持的政工组再让他们的家属“感谢党，感谢组织”，才给他们做个纸头上的结论。一条人命换来的只是潦草几个字而已。

　　这一百三十余万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者是郑义所谓“毛泽东的文革”造成的，而那四百二十余万减去这一百三十余万的近三百万人的被关押，被隔离审查就是郑义所谓“人民的文革”造成的。“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之间的迫害比是9:4。

　　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十三万五千余人是“毛泽东的文革”的结果。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减去这十三万五千余人的近一百六十万“非正常死亡”就是郑义所谓“人民起义”的结果。“人民起义”与“毛泽东的文革”致死人命比是12:1。而被郑义盛赞的“人民起义”所攻击的对象却远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贪官污吏”。

　　如果真有两个文革的话，也只能是郑义所说的互相利用。“人民起义”和“毛泽东的文革”朋比为奸，合伙迫害人权。郑义的说法只是为他自己当年抢着给伟大领袖立新功行为的强辩而已。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根据中共自己的内部调查统计，截止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他老人家亲手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杀死、整死、逼死、饿死的不下两千六百万人。扣除饿死的两千万不计，被直接杀死整死的就有六百万之巨。还未包括解放前夕的“土改”杀了的一两百万地主。

　　胡耀邦主持文革平反是针对酷吏政治的。他的倒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既不想要酷吏，也不想要贪官，从而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官场力量所致。

　　赵紫阳当政之初，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给他出了一招，叫做“用贪污买下共产党的特权，以瓦解对市场经济走向的抵抗”。这便是放手贪污的起源，并因其放得太快，老百姓的心理一时无法承受，终于导致了以“反官倒”为名的八九学潮。当然，六四成功的武装驱逐，难免使贪官污吏有恃无恐。但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向确也难以回头。

　　我们可以比较毛泽东的“清官酷吏”和邓小平的“贪官污吏”之间孰恶。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最多只是多吃多占，而且很有限，特别是一再提倡革命化，远不是贪官污吏。高层的腐化，如毛主席玩女人这种事仅仅是最高统治者及其封疆大吏等有限几个人的特权。盖因那时的政治竞争激烈，大家都官位难保，腐化堕落很容易授人以柄。彼时干部的主要问题不在贪污腐败，而在蛮干以冒功邀宠和倾轧。

　　郑义文章中提到的，四川宜宾文革武斗中两派都控诉“困难时期”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但造成这惨状的并不是市委书记、地委书记或省委书记兼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贪污腐败，而是他们大哄大嗡，蛮干冒功的结果。“三两七钱五”以外的粮食并没有贪污到共产党各级书记的腰包里去。他们也绝不是什么贪官污吏，而是地地道道的清官酷吏。结果是“人民起义”造成李井泉的全家遇害。毛泽东后来怜其灭门之惨，把他调中央进了政治局。毛泽东死后他与苏振华、彭冲等是力保“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最忠的几人之一。毛泽东的大忠臣都是些清官酷吏。

　　官若清，则必酷。传说中的包公用铡刀处死刑，和后来杀刘胡兰的办法一样。海瑞也是著名的清官酷吏，并上书请恢复明初朱元璋当政时对贪官“剥皮囊草”的酷刑。古代因为没有社会主义控制国民经济，清官酷吏造成的灾难没有那么明显，也因此一直是民间歌颂的对象。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官酷吏之祸已经不容忽视。解放以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加上清官酷吏，更让老百姓无法施展谋生的技能，而被迫忍穷受困。

　　古代的贪官污吏很招人恨，盖因那时还是农业社会，工商都不发达。而后来的工商社会即使加上贪官污吏，也能给人带来施展的机会，得以免于穷困。当然这机会很多就是用贿赂和以权谋私得来的。毛泽东时代的清官酷吏基本上是平均分配，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导致财产上的不再平均。

　　怀念毛泽东时代者是怀念其“均贫富”和没有贪官污吏，盖因目前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再计较清官酷吏治下的穷困和没有人身保障。那时连官场亦无人权。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地富反坏右资黑及其子女；一场文化大革命，竟然致死了两百万之巨，株连一亿！

　　感谢邓小平时代者是感谢其摆脱对施展谋生技能的束缚，而非感谢其发展贪官污吏。当然贪官污吏也换来了人权状况的改观∶官员既然要贪污，就没精神去整人。更何况本人既是贪官污吏，最怕暴露挨整，自然不会再积极鼓励对人权的迫害。

　　六四时戒严部队突防的沿途打死了约三数百人。现在看来，传说的广场中心大屠杀并未发生。事后的镇压也远较“清理阶级队伍”时轻得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以三数百人死于大军突防和近两百万人死于文革的私刑迫害相比较，哪边的人权状况更糟不难判定。

　　辛亥革命以来，人们总说着前清的贪官污吏。其实庚子年间，鼓动慈禧太后起用义和团杀洋鬼子排外的毓贤就是著名的清官酷吏。《老残游记》一书中的“玉贤，玉大人”就指此人。书中说他“清廉得格登登的”，却杀人无算。凡关心中国吏治者，不可不读此书！

　　毓贤在山西巡抚任内，把山西省所有的外国人，连同老弱妇孺，集中起来，杀了个净光。真是个头号爱国贼。八国联军平乱以后，点名要中国政府将其处死。

　　文革开始时，我以为毛泽东要效法拿破仑以专制强行法治那样，以强权推行民主呢。结果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之初，我就盼邓小平引用国家刑事法典，大杀一批“私设公堂，逼死人命”和参与武斗，致人死命的文革余孽来强行法治呢。结果他也没有干。

　　连中国几千年，外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等大权在握者都干不成以强权推行民主和以专制强行法治的事；那些书生所号召的，让他们自己掌权来实行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更是骗小孩子的欺世之谈；万万信不得。

　　清官酷吏呆板，贪官污吏滑头。清官酷吏专制，贪官污吏腐败。不要专制，就有腐败。不要腐败，就有专制。专制和腐败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随便一掷，必有一面朝上。但平心而论，当前中国的贪官污吏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较之毛泽东时代的清官酷吏毕竟要轻得多。

　　贪官污吏让他们自己发财，清官酷吏让你受罪。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时候，您真愿意选择宁可自己死于私刑迫害也不让他们发财吗？或许您愿意，但全国老百姓未必都和您一样。

　　既不要酷吏，也不要贪官的吏治不是绝无可能，现代西方社会就是成功的先例。但这在中国却是极难。自从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篇《酷吏列传》，两千年以降，中国的吏治就是在清官酷吏和贪官污吏之间来回摇摆。也因此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