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常常惊人地重演。”对这句名言，马克思又作了补充：“历史的重演，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反观当代中国文学，马克思的这个结论好象并不能成立。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以“文革”的结束为逻辑的起点的话，并没有重演 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所创造出的新文学格局，没有产生新的鲁迅、沈从文或者戴望舒，从那些数量不少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无法感受到社会变迁的深层历史原因，无法从美学的应有高度确定当代文学整体的文化价值；作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角色的虚拟与缺席，使当代中国文化在自身的更新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被迫返祖”、“西方文化无序填充”的尴尬又无奈的局面，其整体负效应就表现为全社会人文精神的急剧衰退、道德的滑坡、基本准则与基本价值的丧失，等等。

　　因此，已经是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的时候了。

　　一　当代中国文学的逻辑起点

　　纵观整个20世纪，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经历了剧烈变革所带来的痛苦。西方文化的变革是从哲学开始的，反叛传统的理性主流哲学是西方在进入标准化时代后为捍卫人的主体地位所进行的悲壮抗议，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提升了文学艺术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审视同一历史时期的东方时，就会发现相反的现象，东方文化——如果作些必要的限制——中国文化，却是从文学的变革拉开文化变革的序幕，当文学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肩负起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后，中国现代文学就开始承载了自身无法承载的历史重负，文学以各种方式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道德批判与道德说教混杂在一起、个性解放与思想信仰被混为一谈、新闻式的白描则冒充着文学的现实主义，伴随这个过程西方的是哲学思潮、现代自然科学以“文学革命”的副产品进入了古老的中国。

　　这个过程无论表面上如何激烈、如何彻底，却基本上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伦理纲常为基础的传统哲学和法的精神。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从整体上看，是被动适应世界潮流的产物，文学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纯粹的艺术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宗教活动，现代作家在职能上更接近与神父和牧师的角色。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作家崇拜”总带有明显的宗教崇拜的色彩，鲁迅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中新教的马丁.路德。悲哀的事实是，现代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提高”，是与20世纪西方文学在文化中地位的提高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学是在反叛标准化社会中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得到提高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因此与新的人文精神在融合后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的伦理精神的缺失、价值体系完全破碎的情况下，起到了一种宗教祈祷的作用，它本身不是批判的、革命的，而是无奈的、充满说教的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应该说，在哲学改造落后于文学改造的情况下，文学“无根”的宿命结局是必然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没有表现出人的价值的提高却更进一步地贬低了人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的宿命结局，是中国现代社会宿命结局的缩影。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可言，相对应的，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法学、伦理学以及美学，在中国都没有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新文化的基础与核心；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也是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落后于现代日本文学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遗产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这些遗产不仅不多，而且总是与道德批判与道德说教混杂在一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低得可怜的起点。

　　二　进步在哪里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什么？

　　如果从鲁迅被推崇的原因来看，也许能笼统地归结为反封建。不过在这里，需要对“封建”这个概念作些“语义哲学”的分析，“封建”相对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而言，到底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文化形态？如果从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与主要的生产方式来看，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且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形态。对于鲁迅来说，他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封建”而且还有上海的“殖民地”现实。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仇视”自己生存的环境，放弃“长篇巨著”的创作而致力于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是因为鲁迅确实认识到了：没有新的伦理精神，新的现代哲学的支撑，一切文学创作尽管在文字上可以“白话”但在实质上仍然只能是传统的“旧小说”的延续。的确，今天在冷静地去看巴金的《家》、《春》、《秋》，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红楼梦》这类故事的延续，“反叛”的最高形式就是“离家出走”，但出走后又怎么样呢？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封建经济形态的笼罩下，个人的出走仅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叛”，最终不能不以向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

　　从鲁迅尖锐地批判中，能感到他所进行的顽强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应该说，在这一点上，鲁迅没有找到答案。现代西方文明是相应的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的产物，它不可能无条件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融合在一起，当人的“解放”与人的“生存环境”无法分开的时候，文学的命运似乎就与文学完全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人的“解放”的物质前提是什么？

　　如果把鲁迅的著作看成是编年史，就不难发现鲁迅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对科学、民主的倡导，而这种倡导又与殖民地仇恨心理交织在了一起，因此形成了鲁迅特有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对传统道德的蔑视与对新伦理精神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与担心传统伦理道德的复活的尖锐对立。可以说，鲁迅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困扰着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

　　所以说，五四运动在形式上宣告了孔子的“死亡”，但在事实上孔子并没有死。只要封建经济形态依然存在并且依然主导着社会关系，那么孔子就依然活着，不仅活在芸芸众生的精神上，同样活在“文化精英”的精神上。1949年后，中国的作家们（除极少数）大量地涌进官场的事实，证明了鲁迅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1949年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作家在“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变成了图解意识形态的文字工具，按照形势“构思小说” 使文学距离真实的生活更加遥远，“作家”在“表现工农兵”的过程中与“工农兵”距离拉大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程度。解读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同听一架 “政治留声机”在无聊地图解领袖的政治训诫。

　　经过反右和文革，作家在逆淘汰的过程中，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始惊人地下降。当代中国文学已经无力在概念领域作进一步的拓展，现代文学中本来应该属于奠基的最初的作品变成了起点更低的“作家”的“经典”作品。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一批质量极低的作品开始填补文革时期的巨大真空，进入20世纪80 年代后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西方现代哲学思潮逐步进入中国的过程，开始出现了一批生硬的模仿品，有代表性的就是王蒙那些采用“意识流”手法的拙劣的小说，之后便开始了“性文学”的大量产生。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废除文言文开始的，那么当代中国文学并没有从“文本革命”中探索出新的文学模式来。中国当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无论是莫言还是余华，不过是用“新文本”讲述老故事，基本的伦理精神依然是与孔夫子一脉相承的。文学艺术的“革命”并不在烦琐的形式上，而在实实在在内容上；但丁《神曲》的革命首先在于对神的否定而对人的肯定，引导诗人进入天堂的是贝雅特丽丝的爱情，而不是中世纪的“至高无上的神”，文学在但丁那里第一次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世俗的爱情第一次成为文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在中国的先锋派那里，文学在文字杂技中变得如此苍白可笑，人被进一步贬低，愚昧与腐朽披着西方非理性哲学的外衣四处招摇。正是在文学普遍平庸无能的氛围中，王朔以调侃恢复了老舍的“北京八大胡同”的痞子风格，中国传统的小家碧玉式的民间打情骂俏披着“时尚爱情”的外衣填补了新一代的心理需要。

　　当代中国文学在这样的低谷徘徊中，开始全面的退却。

　　三　当代中国文学的总退却

　　当代中国文学的退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开始的：

　　1.当代作家已经开始把文学“私人化”。

　　当代作家的创作倾向表明，他们认定文学无力干预生活，文学在社会转型的总体价值的整合中没有意义。在弱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当代作家似乎有比较一致的认识，认为“纯文学”不负责解释生活，更没有回答问题的必要，文学仅仅是“个人体验的心理表白”或者“个人情绪的抒发”。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悲惨结局、庸俗现实主义结出的短命果实，为当代作家的这些看法提供了依据。

　　当代作家强调文学不是理念的演绎，不是哲学的发挥，更不是政治的图解或者司法程序的演播，因而特别忌讳对文学的功能进行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和理性的评价。当代作家能够说出许多“文学不是什么”，却无法说出“文学是什么”，他们对文学最“权威”的解释就是“文学就是文学”这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这与其说是对文学神圣的维护不如说是对文学无知的真实表现。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当代文学表现生活的功能急剧下降，当代作家满足于充当“为情人写情书”的完全个人的角色，家庭伦理开始在“婚外情”、“第三者”等的怪圈中徘徊，爱情在世俗脆弱的支点上不得不回到功利化的情欲中去。

　　实际上，当代作家把文学应有的独立品格狭隘地理解为绝缘于其他人文领域，把文学在结构、功能和操作方法上的专业特征与文学的活动范围混为一谈。于是，当代作家开始远避现实社会的结构网络——政治伦理、权力体制、经济组织、道德范式、权利与义务等等，把眼光锁定在市井生活、老板与小蜜、虚假的商业女强人等方面，试图从已经角化的亚文化浅表层中，挖掘出“文学就是文学”的具有审美价值的雅意来。《受戒》、《那五》、《轱辘把胡同五号》、《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以及大量的以“清宫秘史”为题材的完全私人化的作品，开了风气之先。这些以“俗”为对象的“雅”文学，据说是对“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超越，是“从生活的纵深方面拈出几分世事沧桑的意境”，以便“看清世道人心的本来面目”。

　　当代作家的浅薄，在其创作理念上表现的是如此充分。由市井生活看出古人的心是可能的，要看出“世道”则完全徒劳。当代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活的行为方式不仅不同于古人，就是与文革时代的知识青年也截然不同。当代青年所构成的市井生活图景，已经形成了其父辈完全陌生的画面，通过《还珠格格》来教化新生代社会群体只能是无知者的一相情愿，而当代作家却依然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虚幻的“世俗”中，我行我素地进行“世俗”的神话创作，他们因此受到社会的普遍冷落就是必然的了。

　　从本质上看，市井生活是前喻文化储存古风习俗的稳态系统，是内生文明推向外表的角化层。文学沉湎于市井生活之中，就会失去自身的前瞻价值，失去作为文明进化的遗传密码的作用。市井生活的道德支点始终是“今不如昔”，以美化旧习俗旧伦理来伪装冒充对现实的批判，所追求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倒退，所期待的不是文明层次的提高而是在强化旧礼仪的基础上为腐朽张目；于是大清国的宫廷秘闻夹杂着某些作家对帝王生活无比眷恋的情结，成了首选的题材，而社会进步必须依赖的社会公正、法制精神、理想主义的爱情却成了这些作家“批判”、“嘲笑”的现成的靶子。如果但丁把《神曲》写成洗衣妇之歌，司汤达把《红与黑》写成高女人和矮丈夫，达.芬奇的诗歌以米兰的泼妇骂街为题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重点放在通奸上面，雨果的《悲惨世界》前后不出北京的市井胡同……人类文明史还会象今天这么写吗？有些当代作家迷市井玩古风已经到了“喜脓疮之红艳，爱屁味之芬芳”的程度，以流氓自诩的王朔更是以《水浒》中牛二的嘴脸用市井的尺寸去衡量鲁迅，以浅薄的调侃嘲弄人性的尊严，最终不能不以单调的自我重复和过眼云烟的低级创作结束伪作家的生涯。当代作家的所谓“超越”，实质上就逃跑，是自身使命彻底丧失的必然表现；他们所谓的题材与审美的转移，应该说是思想贫乏、精神空虚的必然选择。“市井派”的创作实绩，为文学的倒退开辟了道路，而倒退的极限则是凸显出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价值，在痛苦的现实面前，当代中国文学不得不再次回到鲁迅那里寻找新的起点。

　　2.题材浅表化之后出现的是创作视点的微观化

　　从表面来看，当代中国文学似乎繁华似锦，千姿百态。异家异闻，跨国婚姻，狩猎文化，乡土文学，女性文学，楚文化，晋文化，鲁文化，葛川江小说，大巴山文艺……甚至还有子虚乌有的邦文化。看似好象由“一化独放”变为了“百花齐放”，颇为“壮观”。实际上，在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当代作家对世界、历史、人生宏观把握能力的大滑坡，是以不同的乐器演奏出的文学大倒退的市井交响乐。

　　现代文明涵盖下的文学，已经在越来越宽泛的领域内与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直至自然科学发生关联，相互交叉彼此渗透，从而被整合在趋向“人化”的人类文明的一体化重组进程中。总体价值趋同、边界模糊、由平面点线结构向多维丛辐射网络结构的衍化，使处于相对落后的文化峡谷中的当代作家头晕目眩。在赶了一阵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髦之后，当代作家还是宁愿回到熟门熟路的老套子里来，以便所写的东西适合中国人的老脾气，这也是他们自认为能够驾御的对象。

　　但对于理性来说，对主体的要求却是去领悟“不可领悟”的东西，文学创作不是站在市井的泥潭中去把玩过去，而是在概念领域中开辟创作的新的天地。领悟本身是一种前创造，领悟的过程就是确立自己的过程，就是把生活的体验通过文学影象进行有深度的表现，这也是文学必须通过创造而不是模仿才能不断丰富的原因，也是文学由“一”生成“多”的契机。

　　遗憾的是，当代作家并没有真正地从概念领域开拓出文学的新天地，而是把视点从空前自由广博的空间向细小的点、线回朔到平庸低级的市井无赖之中，由此产生了一批古拙的作品，如《棋王》、《爸爸爸》、《最后一个鱼佬儿》、《鲁班的子孙》、《古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河魂》、《小鲍庄》、《老井》……等等。这些被称之为“寻根”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回朔意向和非理性色彩。活动于这些小说中的主体是一群破老汉，“捞渣”孩子的宗戚，输掉人生的棋痴，傻子，神仙转世的掘井人，简直可以称之为傻瓜白痴的大杂烩。这些大杂烩生活在没有理性之光的蛮荒之中，只有不可理喻的“存在”，没有美只有丑，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审美意识恰恰是当代作家观念陈腐、趣味低级的真实反映；在他们的眼里“人”是没有自由灵魂的大自然的偶然存在，只有混吃等死的宿命的轨迹。

　　不错，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宗旨也是非理性的，但西方的非理性是在理性达到极限后对理性的反叛。加谬说：“也许没有任何时代比我们的时代对理性攻击得更厉害；一大批非理性的人站了起来，包围了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更难以理解了，更狭窄了。”当加谬作这样的表白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非理性”对象化了，因此他的表白是站在理性立场上的表白。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有各种各样的真理，因此没有真理”的时候，谁也不会怀疑：尼采说的是规范死了，道德死了。死意味着凤凰涅磐，意味着进化；当理性所作的贡献已经无法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时候，需要重新寻找和发现，需要在观念上大胆地反叛，需要在概念上创新和拓展。当波特莱尔宣称“美和丑有同样的权力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出了“差异”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才能以《恶之花》的深刻来维护高度工业文明中人的地位与尊严。

　　差异是世界的起源、精神的起源、文明与创造的起源，黑格尔创造自己哲学体系的第一个范畴就是“有”和“无”，而“有”和“无”的辨证规律就是生成“变易”这个新的范畴。基督教世界的传统，是理性的传统，整个工业文明就是理性文明的成果。但是，当工业文明的在高度发展的过程中畸形化的时候，理性文明自身就开始了异化的过程，人的观念世界开始被扭曲，世俗的伦理开始在沉沦中解体，人在机器世界中开始出现“非人化”的生存状态；所以，非理性哲学开始担负起精神制衡的职能。卡西尔《人论》的基础就是彻底抛弃了康德的以“自然界”为哲学客体对象的传统，其立足点就是人本身，人的存在不是数学的存在，而人所依赖的观念绝对不是欧几里德几何学那么狭窄；如果说人在近代取代神而因此神圣的话，那么人在20世纪也因为占据了哲学的中心地位而再次神圣。非理性哲学对理性哲学的反叛，成了文明走向更高程度有秩态的新起点。非理性哲学要求更高质量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念和文化生态环境，而不是要论证傻瓜白痴的大杂烩的存在是合理的。

　　锐意求“新”的寻根派作家们也玩“非理性”，但他们所理解的“非理性”与西方现代哲学的非理性风马牛不相及。寻根派的“非理性”是从中国传统的大文化中活剥而来的，这种“非理性”与传统伦理的非人性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宗法伦理消灭独立的人格，通过精神文化的规范摧毁创造机制，把人的存在看成是皇权下的“江山社稷”的殉葬品，通过颂扬圣贤确立向后看的反动操作，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的垃圾都被寻根派作家进行了最低级最极端的发挥。如果加谬发现一大批站起来包围这个世界的人是王一生、福奎、破老汉、丙崽、孙旺全们，他也许就会把宣言改成：“一大批理性的人站起来，击退愚昧无知！”

　　3.女性文学的边缘化

　　曾经红极一时的“前卫”作家们，从“下半身”宣言开始，其脆弱的写作支点完全背离了文学艺术的最低要求：从卫彗发出第一声情欲的尖叫，到周洁茹被严肃的刊物扫地出门，春树的《北京娃娃》则是“下半身”作家的最后一声哀叫，到了木子美已经是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女人的性生活日记了。

　　不错，以情欲为旗帜的“下半身”写手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了一些骚动。在被意识形态长期禁锢后突然松动的环境中，人性在复苏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注入人的合理的欲望，但人的合理的欲望一但突破了合理的界限，也就开始了人性向兽性的转化。当卫慧以浅薄的夸张赞扬“巨大的阳具”的时候，文学已经降低到了生殖器的水平，而她所高举的是西方的“阳具”——这除了沿袭殖民地时代情欲奴性外，还暗含着贬损民族文化的意向。

　　陈村在几年前坐客搜狐时，曾有网友问：“卫慧是妓女作家吗？”

　　陈村回答道“她不是。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她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在陈村看来，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麦当娜，就是纽约的红灯区，或者巴西那些毒品与卖淫混合在一起的地带。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果反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主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的生活，可以例举华盛顿、拿破仑、牛顿、贝多芬……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卫慧所追求的，是沿袭了小女子张爱玲的殖民地生活方式，一种希望抛弃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情欲奴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对西方文明浅薄无知的歪曲上，把纵欲和贪婪建立在卖火柴的小女孩般的梦想上面，把世界缩小到“阴道和阳具”的功利主义的结合上，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思想所力求达到的起码境界都毫不相干。

　　情欲的压抑不过是虚张声势，而真正被压抑的是畸形的物质享受的欲望。这种畸形的欲望与上海小市民传统的黄金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发出了真假难辩的、刺耳的情欲的尖叫声，伴随着粗糙的煽情和厚颜无耻的直白，就成为“下半身”写作者们纷纷效仿的模式。

　　真正的春天里没有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只有冰雪融化的潺潺流水声。人类的自信在于，用高尚的思想驾御情欲，因此人的感情才与发情的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

　　文学的叫春的短命是必然的，人类需要感受思想的真实，渴望真情的关爱，而叫春不过是文学之外假冒文学的噪音。

　　4.当代作家政治信仰崩溃后的选择

　　当文革结束后，当代中国作家在逆淘汰的过程中，出现了文革前大学生、插队知识青年的大量补充。他们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其政治信仰的宗教意识已经开始淡化，依据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了许多“跪着造反”的十足“愤青”的小说，之后就消失在下海经商、出国留学、从政的大潮中了。政治信仰的崩溃，使这些作家以更加功利化实用化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在患得患失中权衡利弊得失，以犬儒主义的方式对待人生，最终没有形成当代文学中有持久力的作家群体。

　　政治信仰的崩溃、权威的消失，刺激着文革后崛起的作家群萌生出皈依意识，以重建精神支柱和寻求心理平衡。任何形式的皈依都要以放弃为前提，无论是向什么皈依和放弃什么内容。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作家所放弃的是“人”，皈依的是三教合流的原始自然哲学，主动接受的是无信仰的犬儒主义。中国哲学是无神的哲学，儒家注重现世生存，忌讳死亡，从不探讨鬼神，所谓“敬而远之”；更加奇怪的是，儒家学说不过是一些格言警句的汇集，并没有提出真正的哲学命题。道家从宇宙的起源说上提出了哲学的本体论命题，但放弃了对命题的论证，好象宇宙就是依靠“金、木、水、火、土”在八卦炉中“起源”的，那么起源的宇宙是否也有消亡的可能呢？由于没有反题，道家学说中也没有差异，所以老道算命同样不言“死”，只注重“生”；作为神的代替物，道家创造出了一种既没有神格也没有人格的个体自由意像 ——“仙”——以此为灵魂的归宿。印度佛教输入中国后，儒、道同时对其进行了盗窃涵化，变炼神为炼形，变毁貌移性为修身养性，分别形成道观和玄禅。孔子开坛讲儒而志在朝中，最终使儒家学说在汉武帝时代成了官方哲学；老庄不收门徒而理在社会，成为人生处世哲学；墨子结党绝学却流传民间，形成了江湖狭义思想，也成了金庸礼赞丐帮的依据。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始终没有建立起清晰的“此岸”、“彼岸”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不提归宿，却先消灭“人”，则的儒道两家共同之处。儒教通过推行严密的道德规范和愚*动，制造白痴和工具人；道教则通过精神禁欲和肉体完形“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来制造行尸走肉，这种不思考永恒、扼杀创造、阻止进化的只需要简单地存在于自然状态的哲学，比儒教加更灭绝人性也更能吸引政治信仰崩溃后的当代中国作家。

　　《棋王》中的王一生随时张口就吃，作者也无可无不可地由着他“吃”，因为作者本人的心态就是一种混吃等死的麻木心态；《爸爸爸》中的丙崽、仁拐子以及大量鬼魂般的人物，每天干的都是什么“冤”“过山”“殉古”之类的幽灵勾当，可没有觉得奇怪，首先是作者本人就不觉得奇怪。这种创作心态，来源于所谓的玄禅，是道家的所谓“平常心”。王一生觉得“呆在棋里最舒服”，“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最后一个渔佬儿”体验到江里的自在，好象人已经按照达尔文的学说逆行而上重新变成了鱼；丙崽枕着女尸酣睡，似乎暗示着被道家愚弄后已经没有任何性欲、人性的麻木……这一切显得如此洒脱，是因为当代作家首先扼杀了自己的人性，并把这种灭绝人性的生存状态放大为群体的生存状态，其卑鄙龌龊的面目也由此可见！

　　在当代寻根派作家的眼里，人如同消失在“自然”中的空气，成为“状态”的是幽灵鬼魂般的幻影。在寻根派作家的眼里，一切事件都没有意义，世界也本无所谓真假、美丑、善恶。通过他们人性灭绝的呆滞目光所看到的，只有群体的如同幽灵的“人”，没有有思想有欲望的有血肉的独立的真实的个人；只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没有萨特的鲜明的绝对的自我；时间是循环的，不存在时代的差异，不存在进化，只有六十年一个花甲的轮回，万世沧桑古今如一。这恰恰印证了黑格尔所言，中国人的思维到哪里，就在哪里消灭自己。

　　四　出路在哪里？

　　当代中国文学的全面危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文革后崛起的作家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群体，僵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完全具备了工具人的一切品质，对于创造他们不仅是恐惧的，甚至是敌视的。在新思潮面前他们是低能儿，在旧传统面前他们是门外汉；因此，无论是创新还是继承他们都不具备条件，这就必然要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文学在他们的手中，已经从五四的水平高度——促进文明进化、社会转型、高杨理性批判精神、确定人在文学中的神圣地位——全面下塌，而且退化到令人恶心的地步！他们同样回避不了的是：非理性的装腔作势，无助于改变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三世界”地位，反而强化这一屈辱的地位。

　　“雅”文学是如此难登大雅之堂，地摊上的艳尸、凶杀、黑手党、意淫、乱伦、仙侠客之类的所谓通俗文学却大行其道。中国没有自己的像春上村树那样的通俗作家，真正的通俗文学也没有形成。

　　没有任何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是文学不发达的社会；没有一个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是文学高度发达的社会。当代中国文学危机在于：当国家还离现代化的目标很远的时候，大量的发育不良的作家在政治变革中进入了文坛，而他们在观念上、自身的文化素养上都不具备文学创新的能力，同时也不具备真正继承传统的能力，但历史的阴差阳错却把他们推上了当代文学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全面危机。

　　如果说，中国文学还有希望的话，那就是后起的新锐作家对当代作家的彻底反叛！这种反叛越彻底，中国未来文学的希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