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面对半个多世纪前的南京大屠杀，一方面震惊于日本军人的凶恶和残忍，一方面也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当中，竟没有人起来反抗。然而当我们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又或许能理解国人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国人是生活在什么年头啊，从辛亥革命始，清帝退位，老袁复辟，护国战争，直奉战争，张勋复辟，北伐革命，反共清党，中原大战等等，这世道那叫个乱，城头变换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小老百姓哪里还找得着北，走了这个军来那个军，今天刚搞清楚这当下管事的政府是什么名号，第二天就又换了招牌。逆来顺受，保全性命于乱世成了老百姓的头等大事，哪里还有什么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谁又能想到这日军士兵压根与“人”字就挨不上边，整一个衣冠禽兽。日本军人与中国百姓简直是人类世界的两极，一极是最穷凶极恶，有高度组织的武装到牙齿的猛兽，一极是最善良柔顺，毫无组织的手无寸铁的羔羊，羔羊怎么会反抗又怎么能反抗呢？设身处地，如果湘君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地点，表现恐怕也不会比当时的国人好到哪里去。总之，当时的国人就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与一个人差不多。有了组织，才会有一加一等于二或大于二的功效。

在这里，湘君所指的组织不是象政党或黑社会那种狭义的概念，而是广义的组织，如作名词，就是指一起为某件事而努力的一群人；如作动词，就是指招集起一群人来共同做某一件事。说起组织的功能，湘君再举个例子，若有一天，湘君出差，一个人坐长途汽车，途中，两个车匪路霸拿着刀挨个抢劫旅客的钱财，这时，湘君会反抗吗？车上虽有几十名乘客，但互不相识， 互不了解，若反抗，不知别人是否会相助，这样付出的也许是生命，代价实在太大了，所以，湘君不会反抗，湘君是俗人，不是孙志刚，孙志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敢于以生命换取公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孙志刚那样的勇气，这个社会更多的是湘君这样的俗人。但如果换了一种情况，湘君不是一个人出差，而是和十多位朋友一起出去旅游，若此时遇到车匪路霸，湘君便一定会反抗的，因湘君知道朋友们一定会相助，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十几个人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组织了，其实湘君并不用反抗，只要赵大钱二孙三李四周五麻子地一通吆喝，就管叫那两个匪徒吓得当场尿裤子。当然，如果知道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在，那车匪路霸根本就不敢在这车上下手，这就是组织的功能。

前段时间得空在网上读了大量反映中共敌后抗战的长篇小说，计有《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苦菜花》等等，这些小说故事精彩，可读性极强。读这些小说时，湘君想起了一件往事，湘君念小学时，正是文革时期，没有什么书读，湘君曾捧着一本文革前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象读小说一样读得津津有味，有一天在朋友家读到一本无头无尾残缺不全的书，不知书名，里面有许风，李铁等，还有叛徒胡文玉，觉得那叫个好看，一直憋着要找个全本来读读，这次总算读到了，知道那是雪克的《战斗的青春》，读到最后许风牺牲时，湘君还难受了好半天。

读了这些小说，湘君最叹服的是里面描述的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工作，从这些书中概括出当时华北敌后的普遍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派人到敌后作群众工作，国民党人走上层路线，联系的是县里乡里的官僚，士绅，共产党人走的是草根路线，一头扎进村子里，和村民同吃住，向村民宣传抗日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是指只有打败了日本鬼子，中国人民才会有好日子；可行性是只要大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于是，共产党各级组织很快便在华北广大的乡村建立起来。当然，先建立的是党组织，党的组织有村支部，设支部书记，区委，设区委书记，也称区政委，县委，设县委书记，也称县政委，地委，设地位书记等等，往往一个县里，起初派去的共产党人只有十几个人，一个县委书记，几个 区委书记，其他党员则分头到各村建立支部，这样短短几个月内就牢牢地控制住全县的大部分乡村，并建立起相应的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计行政组织有村，设村长，区，设区长，县，设县长，地区，设行署专员；军事组织，村有民兵队，负责保卫自己村子，区有区小队，由各村民兵队输送精干人员组成，是区里的机动战斗单位，也称武工队，县里有县大队，由各区小队输送精干人员组成，是县里的机动做战部队，县大队已经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了，再往上则是八路军的军分区和军区的大部队了。八路军的编制最多的是团，可能是因为国民政府给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一共只有三个师，所以八路军只好编成许多团，从三七年“七七事变”到四零年八月短短的三年，中共已经可以动用一百零五个团来进行百团大战了，可见其发展之迅猛，组织工作之卓有成效。在华北敌占区，日军能控制的只有城市和若干交通线，除此之外的广大的乡村则都成了共产党的根据地。

人们在谈论国共抗战时，常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只谈国军或共军消灭了多少多少日军，以此来推断谁的贡献更大，其实这样比较既不全面，也不公允，抗战初期，国军有上百万军队，而共军只有区区数万人，这哪里有什么可比性，共军的战绩当然不能和国军相比了。再者，国军作战依托的是大后方，而共军作战是在敌后，其所依托的根据地是从日军占领地虎口拔牙似的一点一点地挤出来，抢出来的，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两国交战，拚的是人力，也是财力，物力，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在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中共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壮大自己，是净赚不赔的买卖，敌后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为我所用，就不能为敌人所用，这样力量的消长是相当明显的，这本身就是对抗战巨大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中共敌后游击战，日军能够完全控制占领区，不用说利用占领地的人力物力，光是抽调出驻守占领区一半的兵力向西进攻，国民政府就很吃不消了。如果日军能很好地控制中国占领区，建立起一个有纵深的战略腹地，尽用其人力物力，则太平洋战争的最后结果也很难说，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共抗战的贡献也是世界性的。所以，考虑到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两军力量对比，我们虽然不能说共军抗战的贡献比国军更大，至少可以说共军的抗战比国军更有成效，这种成效正是来自中共出色的群众组织能力。

说到中共抗战，不能不提老毛的一部杰作，那就是《论持久战》，老毛《论持久战》的演讲在38年5月，其中对中日两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分析，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战略战术理论的阐述以及对战争进程的预见，令人叹为观止，有些日本军人在战后读到这部著作后感叹，这世界上竟然有对中日战争如此精辟的阐述，如果能早些读到这本书，他们就不会参加侵华战争了，这也从令一方面体现出《论持久战》过人的洞察力。《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共敌后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在这部杰作的指导下由小到大，越战越强。国军很多将领看不起共军的游击战，但共军正是凭借运动战，游击战最后战胜了国军并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其实抗战中后期许多国军将领已放弃了以前那种死打硬拚的战法而打起了运动战，薛岳在长沙会战中运用的所谓“天炉战法”说穿了就是老毛井冈山时期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巧妙运用。

中共的功绩是把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建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中国，这种高度组织化是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它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将一国的人力物力转化为战争力量，另一方面又极易造成整个国家的高度集权，使个人和社会失去活力。如今的中国，这种组织化正在逐步消解，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许是件好事，但对国家迅速转入战时体制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