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东方追赶上来（二）

　　到了大约公元前2150年，埃及和阿卡德已经分裂成了许多微不足道的小国，为了争夺农夫日渐减少的收成而讨伐匪徒和相互征战。一些乱世枭雄正得其时，然而残存下来的少数记载却是绝望的语调，并且有迹象显示危机超出了核心地带。尽管也许是巧合，还是能看到一些更广泛的模式，无论是希腊最宏伟建筑的激烈摧毁、马耳他神庙的毁灭还是西班牙海岸堡垒的遗弃，而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前2200年和前2150年之间。

　　西方核心地带更大、更复杂的系统取决于人口、货物和信息的规律流动，然而骤然的变化（例如更干燥的气候和老迈的国王）打断了这一切。诸如公元前2200年的干旱和人口迁徙这样的扰乱并不必然导致混乱，但实际上这些扰乱使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至少在短期内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到了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和一千年前十分相像，统一的埃及在一个自称为神的国王的统治下，而美索不达米亚分裂成了许多邦国，由至多只是有些像神的国王统治。

　　社会发展由我们自己制定，却不由我们选择其方式。懒惰、贪婪和恐慌推动社会发展一步步地逐渐提升，然而人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推动它。每个小的推进都以先前所有的推进为基础。社会发展是累积的，包含必须按照恰当顺序进行的递增的步骤。人们不可能跳过某些步骤，因为此路不通。这种累积的模式也解释了社会发展的提升为何保持加速的状态：每个创新均以之前的创新为基础，并对后来的有贡献。这意味着社会发展上升得越高，即可越快地继续上升。

　　然而，创新的过程从未平稳进行。创新意味着变化，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同等的痛苦。社会发展产生赢家和输家，富裕和贫困的新阶层，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新关系。当后发优势强化了原先的边缘地区时，社会发展甚至可以产生全新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的增长取决于社会变得更大、更复杂以及更难管理：社会发展越高，就对自己产生越多的威胁。因此，悖论就在这里：社会发展产生了正可消弱其自身的力量。当这些力量失去控制，尤其当变化的环境使其大大增强时，混乱、毁灭和崩溃即可能随之出现，例如公元前2200年那样。如同我们在后续几章中可以看到的，发展悖论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长期决定论不会是正确的。

　　尽管公元前2200年出现的混乱席卷了西方的核心地带，却不是夜幕降临。到了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几乎比公元前3000年高了一半。社会发展持续上升，西方的社会变得更大和更复杂。上升的社会发展再次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里居住在旧核心的北方边缘成为更大的优势。约公元前4000年位于今乌克兰的牧人已经驯化了马，两千年后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大草原（steppes）的驯马人开始把这些强大的野兽套在了两轮的轻型战车上。核心地区无需把少数几个战车放在心上，但成千上万的战车就另当别论了。战车不是坦克，不能在敌人的战线横冲直撞，但是乘坐在快速移动的战车上的大量弓箭手能够淘汰旧式步兵。

　　战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长于一种战术的军队通常对采用新战术反应迟钝。建立训练有素的战车军团将打乱纯步兵军队的权势等级，并产生全新的实权人物。尽管证据并不充分，有着森严等级制度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于采用这种新型作战体系反应迟缓。北方的新兴国家就灵活多了，例如公元前2200年由高加索迁入北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神秘的胡利安人（Hurrian）。胡利安人和大草原的联系使得他们很容易得到这种新式武器，而较松散的社会结构很可能障碍更少。战车给了边缘地区的人们极大的战争优势，他们可以掠夺甚至占领了更古老富裕的邻居。希克索斯（Hyksos）持续地攻入埃及，于1674年夺取了王位。赫梯人（Hittites）于1595年攻陷了巴比伦，而加喜特人（Kassites）很快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到了公元前1500年，胡利安人建立了一个叫做米探尼（Mittani）的王国，而迈锡尼人（Mycenaeans）已经征服了克利特。

　　这是骚动的时代，然而长期来看，这些剧变只是扩大了核心地区，而没有压低发展。到了公元前1500年，新兴的王国已经在旧核心的北部边缘成形，它们的发展快速上升，因而挤进了扩大版的核心地带。这些大国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历史学家们将此后的三百年称为“国际时代”。贸易蓬勃发展。

　　巴比伦、埃及和新兴强国亚述、米探尼、赫梯的国王们使出浑身解数谋取地位、索取礼物、嫁出公主。他们创造了共用的外交用语，并互称“兄弟”。这些“兄弟”们的关系越深化，手足争宠就越发激烈。到了公元前1400年爆发了一场古军备竞赛，落后者唯有惨败。残忍的争斗使得公元前1500年之后国家权力得到加强，西方的核心地带则随之扩展，地中海海滨被卷入了核心地区。撒丁岛和西西里的村落领袖成了国王。瑞典的首领则有战车陪葬，这是来自核心地区的无上地位的标志；他们也将输入的武器用于作战，尤其是锋利的青铜剑。

　　当地中海成为新的边疆时，增高的社会发展再次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里灌溉和城市的兴起使得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巨大的河谷成为比侧翼丘陵区的旧核心更有价值的资产，前第二个千年里长途贸易的激增则使得地中海辽阔的水路更为宝贵。骚乱的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扩张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