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东方追赶上来（三）

天下万国

　　中国上古传说时期、唐虞时期、夏商二代均在本章讨论的时间段。本章涉及的中国古遗址有丁公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江西瑞昌铜陵古矿冶遗址和盘龙城遗址等。

　　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间的中国没有向城市和国家转变，而是出现了稳步但并不显著的人口增长。东方在沿着同西方类似的路径上发展，但是至少晚了一千五百年。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东方保持了进度，经历了和西方在前4000年到3500年的相似转变。

　　黄河和长江流域所有地方均加速变化，但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最快速的变化不是出现在最辽阔的平原，而是在狭窄的地方，在这里一旦人们在村落之间争夺资源或战争中落败，则难以逃离并再造家园。例如，在山东的一个小平原上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定居模式成型于公元前2500年和2000年之间。一个约有五千居民的大城镇成长起来，周围有较小的卫星城镇，而这些小城镇又各自拥有更小的卫星村落。伊朗西南部的苏萨（Susa）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但比山东的早了约一千五百年。可能当一个社区赢得政治控制权时，情况一贯如此。

　　从丰富的陪葬品判断，公元前2500年之后真正的国王可能已经在山东出现。一些墓地里发现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的玉器。山东丁公遗址发现的一片陶片上有十一个符号（指丁公陶文——译注），无论这是不是文字，治理山东社区的一定是有影响力的人。这些上层人物是谁，汾河的陶寺遗址也许可提供一些线索。

　　张光直认为，陶寺和其它类似遗址表明，中国的宗教和帝王象征成形于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约两千年后的《周礼》仍然认为陶寺墓葬发现的所有器物是合乎贵族祭祀的。张光直相信，约和《周礼》同时期成书的其它著作也呈现了公元前2000年前的时期。例如，吕不韦言，“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圣王据称是上帝（the high god Di，应指黄帝——译注）的后裔。最后一个圣王禹，被认为经由治水拯救了人类而受拥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完全由人类组成的朝代夏。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圣王是虚构的，但是张光直认为吕不韦的著作保存了公元前第三世纪后半期的真实信息，尽管有扭曲。东方在这一期间类似王权的事物正在形成。圣王们将“天圆地方”作为模型的描述和琮（音从）有关联。琮是一种玉制容器，出现于约公元前2500年的长江三角洲富裕的墓葬，然后传播至陶寺和其它遗址。古代的祭司——国王们用琮象征权力。如果张光直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么公元前2500年和2000年间，宗教专家变成了统治精英，如同一千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

　　到了前2300年，陶寺看起来很像正在形成中的乌鲁克。不过，突然之间陶寺被破坏，面积缩小了一半，而在几公里之外一个新的大城镇成长了起来。到了前2000年，山东最大的遗址也已被抛弃，整个中国北方人口下降。当然，于此同时，干旱、饥荒和政治崩溃正在折磨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否是气候变化导致了遍布欧亚大陆的危机？

　　鉴于没有黄河水位测量标尺，也许可以从两千年之后的文学描述中获取信息。吕不韦言，“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如果把这里的“国”译为“部落国”（chiefdom），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很好地描述了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间的黄河流域。一些学者进一步主张，禹是真实存在的，他结束了万国时代并将它们统治于夏王朝。文学记录甚至提供了一个气候因素，即十年九涝。像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可能发生的。

　　也许大禹的故事确实是依据约公元前2000年的大灾难，也许只是民间传说。然而，尽管原因不明，后果是清楚的。到了公元前2000年山东和汾河的城镇恢复元气之时，在西方历史里非常重要的后发优势开始起作用，原先落后的伊洛河建造了更加壮观的遗迹。二里头遗址在公元前1900年和1700年之间迅速成长为具有两万五千人的真正的城市，领先于其它社区并转变成了国家。

　　中国的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是夏代的都城，非中国籍的学者大体上持异议，后者指出文献记载的夏代始于二里头被遗弃一千年之后。他们认为，也许夏代和大禹都是编造的。这种争论无疑是令人不快的。原著倾向认为，夏代是确实存在的，二里头也是其都城，尽管大禹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我们在下节可以看到，无论何时核查，中国后世的史学家们在记载古人方面相当出色。作者认为很难想象大禹和夏代仅为凭空编造。

　　落后可能蕴含优势，但是同样有缺点，尤其是边缘地区挤进旧核心后，会发现自己将面对新的边缘地带，而后者同样热衷于挤进核心。到了公元前1650年，二里头是东方最光彩夺目的城市。然而，在黄河一天的路程开外，就会从都市进入狂暴的世界，那里有堡垒和积怨已久的首领。偃师遗址体现了东方的扰乱，该遗址建于约公元前1600年，距二里头仅约八公里。大多数中国的和许多非中国籍考古学家认为商在约前1600年渡过黄河，打败了二里头，并建造了偃师以便统治更先进的战败者。二里头衰落的同时偃师兴起。约前1500年，也许觉得无需如此密切地监视宿敌，商王迁到了约八十公里外的郑州。无论二里头能做什么，郑州都做得更好，或至少是更大。

　　然而，只是到了大约前1250年，商代对于我们才变得栩栩如生，这是因为安阳甲骨文的发现。发掘表明，建于约前1300年的安阳确实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发掘出的甲骨文开始于武丁王（前1250－前1192）长时期的统治期间。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商代的军队规模较小。甲骨文记载的最大的军队是一万人，仅为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在卡迪什（Kadesh）之战的三分之一。

　　列出了商代国王的公元前一世纪的史学家司马迁使得中国早期的历史听起来很简单。各位圣王之后是夏代，然后是商代，然后是周。由此中国成长起来，其它不值一提。然而，尽管考古表明二里头和安阳在当时的确无与伦比，却也显示司马迁的记述将事情过度简化了。和埃及、巴比伦一样，夏和商也要处理许多个邻国。

　　考古学家们只是刚刚开始发掘这些其它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南方和东部。对于四川的一个曾经兴盛于前1250年的王国，直到1986年我们仍所知甚少。三星堆遗址无意中呈现了一个泯没的王国，而2001年在金沙遗址发现了一个都邑。我们对西方被划分为许多个国家习以为常，然而在东方，司马迁的故事情节是中国始于夏代，再向外扩展，这很容易使我们认为这些早期、但今天均位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内部的王国“始终”是中国。实际上，古代的东方和西方极有可能有着相似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它们共享一些信仰、实践以及文化形态，但其它方面则并不雷同。它们相互贸易、战争、竞争和扩张。随着证据的累积，社会发展在东西方得以上升的过程正变得越来越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