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東方追趕上來（五）

大災變的騎手（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然而，西方核心地帶為何衰弱仍是歷史的一大疑團。儘管如此，系統分析本章描述的社會發展的擾亂因素仍然有啟發意義。表4.1歸納了最重要的特徵。對於約公元前3100年終止了烏魯克（Uruk）擴張、以及前2300年左右終止了陶寺擴張的那些擾亂，我們知之甚少，故未加討論。其餘四個劇變可以歸為兩組。第一組，西方於公元前1750年之後和東方於前1050左右的危機，可以說是人類自己導致的。戰車改變了權力平衡；野心勃勃的初來乍到者向核心地區推進；暴力、人口遷徙和政權更迭繼而發生。對這兩個實例而言，主要的後果是權力向先前的邊緣團體轉移，同時社會發展持續上升。

表4.1 大災變的騎手：史載災難的規模（前3100年至前1050年）

　　第二組，西方在前2200年至前2000年和東方在前1200年至1000年的危機，則區別甚大，很明顯主要的原因是大自然加劇了人類的愚昧。大致上，氣候變化是人類無法掌控的，氣候變化至少部分地導致了這些時期的饑荒（蹩腳的規劃也是原因）。第二組擾亂遠比第一組嚴重，或許可以由此得出一個初步結論：當大災變的四個騎手（氣候變化，饑荒，國家失敗和人口遷徙）並駕齊驅時，尤其是當第五個騎手（疾病）也加入的時候，擾亂可以轉變為崩潰，有時甚至可以壓低社會發展。

　　然而，並不能推斷說氣候變化直接導致了崩潰。前2200年折磨西方核心地區的乾旱似乎比前1200年的更嚴重。然而，在前2200年到前2000年間，核心地區跌跌撞撞地闖了過來，而在前1200年和1000年間核心地區卻崩潰了。前3800年開始的乾旱可能比前2200年或前1200年的都要糟糕，但是對東方只有相對很小的影響，在西方實際上推升了西方的社會發展。

　　這表明第二個可能性，即自然力量和人類力量的相互作用引發了崩潰。更具體的提法是，更大、更複雜的核心產生了更大、更具威脅性的劇變，提高了破壞性力量（諸如氣候變化和人口遷徙）引起徹底崩潰的風險。約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帶已經很大，具有宮殿、似神的國王，以及覆蓋自埃及到美索不達米亞整個地區的再分配性經濟。當乾旱以及來自敘利亞沙漠和扎格羅斯山脈（ZagrosMountains，在伊朗西南部）的人口遷徙徹底改變了該地區的內外關係時，後果是及其可怕的。但是，因為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這兩個核心地區的聯繫尚未非常緊密，每個核心的興衰是彼此獨立的。

　　與此相反，在公元前1200年，核心已經擴展到了安納托利亞（Anatolia，亞洲西部半島小亞細亞的舊稱）和希臘，抵達中亞的綠洲，甚至觸及蘇丹。人口遷徙顯然始於不穩定的新地中海邊疆，但是在公元前第十二世紀，自伊朗至意大利，人口四處流竄。雪球越滾越大，非以往可比，並碾過了聯繫更加緊密、有更多失敗因素的核心地區。因為烏加里特（Ugarit）的國王派兵幫助赫梯人，入侵者焚燒了前者的莊稼。一地的疾病加重了他處人們的苦難，其方式為一千年前所未見。一個王國的崩潰會影響別的王國。在整個公元前第十一世紀期間，混亂肆虐，最終拖累了所有人。

　　社會發展的悖論，即發展生成正可削弱其自身的力量的傾向，意味着更大的核心地區給自己產生更大的問題。這在我們的時代是再熟悉不過了。公元十九世紀國際金融的崛起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拴在一起，這有助於推升社會發展前所未有地快速增長。然而，這也可能使得1929年美國的股市泡沫拖累了所有這些國家。金融複雜程度的驚人增長在過去五十年間利於提升社會發展，但也使得2008年新的美國泡沫可能震動整個世界的根基。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然而從這些早期國家動盪的歷史中，我們還可以推導出第三個更為樂觀的論點。更大、更複雜的核心產生更大、更具威脅性的擾亂，但是也提供了更多、更精密的應對方式。全球的金融領導人應對2008年的崩潰時行動迅速，而這在1929是不可想象的。在原著作者寫此書時（2010年初），似乎已經避免了類似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徹底崩潰。

　　當社會發展上升時，引起了越來越具威脅性的擾亂和越來越精密的防禦之間的競賽。有的時候，如同公元前2200年和前1200年前後西方發生的那樣，挑戰壓倒了可行的應對方式。無論是因為領導者的錯誤、制度失效還是組織或技術的缺乏，問題陡增，終至失去控制，擾亂轉化為崩潰，而社會發展亦倒退。

　　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000年的崩潰之前，西方的社會發展大大領先於東方已有一萬三千年。有充足的理由認為西方的領先地位是永久的。此崩潰之後，西方的領先已經微乎其微，再有一次倒退可能將徹底消除這一領先地位。在公元前5000年和前1000年間，社會發展悖論展開得如此殘酷和頻繁，說明好景不常在。簡易的長期註定論無法解釋西方為什麼處於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