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並駕齊驅（十三）

若干經濟狀況

　　本小節粗略描述西周、春秋戰國、秦和先漢的一些經濟狀況，尤其是太史公於《平準書》與《貨殖列傳》中體現的經濟思想。本節大部分內容均轉自東吳大學侯家駒所著《中國經濟史》[1]，同時亦參考山東大學齊濤主編《中國古代經濟史》[2]和一些國外著作。本節為筆者自行整理，不是出自莫里斯的原著。

　　侯家駒的著作提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際上是唯經濟史觀，認為經濟制度是下層構築，此一構築的變化，必將導致作為上層構築的政治制度之改變。從西歐史實看，其發展情況大致為900至1300年為封建社會，1300至1500年為灰暗時代，1500至1750年為重商主義，1750至1780年為重農時期，1780年起為資本主義。

　　回顧中國早期經濟發展史實，是和西歐若合符節，即西周為封建社會，春秋為灰暗時代，戰國是重商主義，秦始皇與漢高祖重農抑商，漢代文景之治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到了漢武帝，為籌措軍費，將鹽鐵酒收歸國營，並采平準政策，才剛萌芽的資本主義即被扼殺。候氏的這一思想貫穿其著作，並導引出對於中國未能進入資本主義（或曰萌生工業革命）以及數千年來治亂循環的詮釋。

　　《貨幣之溯源》（The Ascent Of Money）的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對莫里斯原著的評論是，這是最接近歷史統一場論的一本書（The nearest thing to 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history we are ever likely to get），因該書試圖分析並綜合長期決定論與短期偶然論這兩種對立的理論。顯然，莫里斯的著作需要解釋中國為何沒有出現工業革命，後續若干章節中將會分析。簡而言之，這和經濟有極大關係，因此可對比我國經濟學界於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經濟制度是比政治制度變動較多，這是由於常受人類求生存、求發展動機衝擊之故，此所以馬克思認為經濟制度是下層構築。候氏認為，馬克思所據的史實，主要為西歐諸國，這些國家均為小國，工商人士較易發揮其影響力，所以，經濟制度的變動勢必導致政治制度的變化。大國則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員廣袤與人口眾多，使執政者有君臨天下之勢，工商人士莫能與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為下層構築，經濟制度反而成為上層構築。亦即，政治力量常可影響或控制經濟制度的演變。自然，這指的是秦漢以降的中國。侯氏的論述大致是符合莫里斯所述長期決定論的範疇。

　　侯氏認為，專制政治、統制經濟與管制社會所造成的經濟上之缺失，或者說是提高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只能說是大一統下的或然效果，而不是必然結果，因為這全是統治階層人為的錯誤，有意造成一人專制與一元社會，以及控制人民的經濟活動。在客觀上，大一統不一定必然如此，亦可呈現民主(或民本)政治，自由經濟與開放社會，假若如此，則上述缺失幾可全部避免。不過，由封建制度轉化為一元體制或大一統，在經濟上卻必然有其缺失。

　　西周的封建制度，至春秋末期幾已解構，到戰國時期出現了嶄新社會。因此東周的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變時期，但在其轉變的形態上，若干年前，大陸史學界曾有熱烈的討論，大致上有三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意見，主張是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以郭沫若為代表；第二種意見，主張是由封建的領主制轉變為地主制，以范文瀾為代表；第三種意見，主張是由不發展的奴隸制轉變為發展的奴隸制。侯氏不認同第一和第三種看法。第二種看法僅部份正確，因為在整個東周，土地只是非正式的與零星的由公有轉化為私有，而正式的全面私有，則發生於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

　　侯氏在其著作中，特別強調漢武帝實行的鹽鐵官營政策對於經濟的負面作用。在經濟層面，這種國營政策扼殺民間經濟活力，抑制競爭，阻礙經濟發展，使工業技術的持續發展幾無可能。而其後歷朝歷代大多採用的“崇本抑末”政策（本指農桑，末即工商），則在政治層面使得人口無法由農業分流至工商業，因此多個王朝的後期，均出現巨大人口壓力，人均土地占有量銳減，人地比例遂成為我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重大因子。

　　至於重商主義的弊端與重農主義對農業的負面作用，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有詳細論述，例如第四編“論政治經濟學體系”[3]。此書不僅對於中國為何陷於停滯狀態，也大量比較了例如印度和埃及的經濟特點，即在經濟與社會層面於這些古文明有相當分析。對海外貿易的忽視，不僅只存在於古代中國，印度和埃及亦如是。何以如此，《國富論》自然有詳細解析。我們今後可以看到，這種立足於經濟層面的分析是可以和莫里斯的有關論述相互對照的。

　　在經濟面，大一統亦有很多優點，主要有規模經濟、外部經濟與一般均衡經濟。所謂“一般均衡”的概念，可說產生於《國富論》第一編第十章，該處討論了工資與利潤隨勞動力與資本用途而變化的現象。這一概念茲為自由經濟理論所推崇，且為後世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侯氏尤欣賞太史公的自由經濟思想。侯氏宣稱，亞當·斯密的這一理論模型，在歐美經濟史上從未出現過實例；然而，《貨殖列傳》卻有明確記載。齊濤氏亦數次提及這一現象。

　　漢惠帝與呂后主政，“復弛商賈之律”，繼以予民休息的文景之治，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平準書》)，有資本主義萌芽現象。社會上出現自由經濟理論極為推崇的一般均衡狀況，即各行各業的經濟利潤等於零。所謂經濟利潤，是等於會計利潤減機會成本。《貨殖列傳》列舉的幾十種行業利潤率，均為20％，利率也是如此，且意猶未盡地說，“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意味各行業的會計利潤均為20％，以致經濟利潤率趨於零。司馬遷親身觀察到此一現象，進而倡導自由放任，而於該列傳指出政府的角色：“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利)”——其自由經濟思想，是源自孔孟有關學說，並可能啟發斯密的自由放任意念（第33頁）。這裡的“可能啟發斯密的自由放任意念”一說，近些年來在歐美學界日益流行。

　　太史公在這兩部著述中，尚有或引用了許多鮮明的觀點。諸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貨殖列傳》）。《平準書》則提及“（卜）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描述了官營以及不當賦稅的缺點。

　　筆者在此強調太史公的記載，並非試圖鼓勵將兩千年前的思想不加思辨地套用到當代，因為這尤其需要言事者心態平和、公允指正。一些作品由於個人感情色彩濃烈，在我看來難以視為學術著作，若應用於社會革新，效果可能和初始意願大相徑庭，權且視作文學作品吧。

　　本節用黑茲利特的敘述作結尾，即“經濟學在於不僅觀察任何法案或政策的直接效應，亦需考慮較長遠效應；既要追蹤此政策對某一群體的影響，也要追蹤對所有群體的影響”[4]。黑茲利特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末日博士魯比尼在其著作《危機經濟學》一書中將此學派的主張和凱恩斯主義同視為解決或預防經濟危機的理論基礎或方式[5]。

----------
參考文獻

[1]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
[2] 齊濤，《中國古代經濟史》（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
[3]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ntam Classics, 2003)
[4] "The art of economics consists in looking not merely at the immediate but at the longer effects of any act or policy; it consists in trac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policy not merely for one group but for all groups", Henry Hazlitt,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The Shortest and Surest Way to Understand Basic Economics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79)
[5] Nouriel Roubini, Crisis Economic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