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奪取政權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開始限制人民的新聞出版自由，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國民黨和其他國家的獨裁者。毛的做法完全背棄了馬克思在新聞出版自由方面的主張，也背棄了中共在取得政權前的主張。人民只能說：他們上了老毛的當。

    榮劍在一篇《“喉舌”胡錫進》的文章中把馬克思的主張與列寧和中共在取得政權前後的主張進行了比較，擇錄如下：

    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該文是馬克思於1842年為徹底揭露普魯士政府新頒布的“書報檢查令”而寫的第一篇評論，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為新聞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辯護，認為新聞出版自由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限制新聞出版自由就是對“主觀思想方式的神聖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壞，用他同年寫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話說，“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頁）”。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制度實際存在着五個方面的“痼疾”，即壟斷批評，剝奪輿論的監督權，依靠警察手段，沒有客觀標準，無能和墮落，其實質“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同上書，第17頁）”。針對反動的普魯士國家的書報檢查制度的內在痼疾，馬克思明確指出：“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同上書，第31頁）”。在後來關於萊茵省第六屆議會的辯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書報檢查制度無疑給德意志精神發展帶來了 不可彌補的慘重損失。（同上書，第45頁）”。為反對思想文化專制，馬克思把新聞出版自由視為人民的基本權利，“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繫起來的有聲的紐帶；……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而自我認識又是聰明的首要條件。（同上書，第74、75頁）”。
　　
　　在提倡新聞出版自由的前提下，馬克思也提出了他的“喉舌論”，即報刊是人民的喉舌：“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頁）。這段話是馬克思為“新萊茵報”審判案寫的，時間是1849年，也就是說，按馬克思思想史的權威標準來看，他在這時已經完成了從所謂革命民主主義立場向共產主義立場的轉變，但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在萊茵報時期（1842年）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思想。對於一個共產主義者來說，馬克思是從事着從根本上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能否自由正常地表達出來，直接依賴於自由的新聞出版制度，沒有這種制度的保證，馬克思主義就根本無從產生。
　　
　　所以，馬克思對一切違背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制度予以毫不妥協的鬥爭，他不僅把新聞出版自由視為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且把它視為國家的“第三種權力”，用他自己的話說：“當報刊是匿名的時候，它是廣泛的無名的社會輿論的工具；它是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頁）。馬克思用“第三種權力”來定位自由的新聞出版制度的作用，是對他早年提出的自由報刊是介於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第三要素”思想的一個升華，在他看來，新聞出版制度既不能被國家權力所壟斷，也不得受控於特定的黨派、階級和利益集團，它應當是社會的公器，是公民自由獨立發表意見的公共平台。馬克思後來之所以去英國撰寫他的《資本論》，就是因為英國具有當時最自由的新聞出版制度，這個制度保證了《資本論》的順利出版，用恩格斯的話說，正是英國的出版自由與英國的政治活動、海上霸權和規模宏大的工業，共同推動英國遠遠領先於歐洲大陸上各個民族。
　　
　　恩格斯，作為馬克思的親密戰友，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始人，同樣高度重視新聞出版自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性。他在1844年對出版自由就有過清晰的界定，稱出版自由是“每個人都可以不經國家事先許可自由無阻地發表自由的意見”。隨着工人運動的不斷發展，恩格斯在1865年寫的《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一文中，明確指出：沒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爭取出版自由就是爭取工人政黨本身呼吸所需要的空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87頁）。1880年代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已擁有上百萬黨員。恩格斯認為，黨報不僅要宣傳黨的綱領，而且要成為全體黨員發表意見的論壇。1882年，恩格斯在給《社會民主黨人報》主編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評黨的領袖將黨的報刊變成自己的工具。188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反對意見，遭到議會黨團批評，恩格斯表示支持黨報，議會黨團不得不作出讓步。恩格斯後來說： “《社會民主黨人報》決不是黨團的簡單傳聲筒。”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黨已經很大，在黨內絕對自由地交換意見是必要的。”189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新時代》發表馬克思16年前寫的《哥達綱領批判》後，遭到黨的許多領導人的反對，恩格斯專門對此發表意見，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需要社會主義科學，而這種科學沒有發展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須實行不可侵犯的自由。”他同時還認為，如果黨的領導人壓制批評，干擾監督，那麼，不僅黨的報刊無法履行其他使命，而且黨報工作者也痛苦不堪。他說：“做隸屬於一個黨的報紙的編輯，對任何一個有首創精神的人來說，都是一樁費力不討好的差事。”
　　
　　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報刊思想，可以用他的一個著名論斷來概括：“批評是工人運動的生命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避免批評，想要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324頁）。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發展成為列寧主義，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新原理，“黨的喉舌論”應是其中的一個大項。從根本上說，這個理論完全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思想，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重建思想文化專制的歷史倒退行為。當然，這個轉變不能完全以現在的尺度來加以衡量，應該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理論的提出也有它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也是積極地主張新聞出版自由。1896年，他在獄中寫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將出版自由列入黨綱第三章第四節。他在比較英美等國的新聞出版自由制度和俄國的差別時，充分肯定了英美人民享有到的自由和民主，他把沙俄時期的報刊制度描述為：“被亞洲式的書報檢查制度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所玷污，”因而出現了“伊索式的筆調，寫作上的屈從，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這個該詛咒的時代！”他認為，爭取出版自由的途徑首先是擺脫“農奴制的書報檢查制度的束縛”，然後再擺脫資本的控制。（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
　　
　　但是，列寧為爭取“火星報”的生存權而鼓吹新聞自由的言論，只是一種話語策略，是政黨鬥爭的策略。從當時俄國的社會構成來看，沙皇專制下存在着不同黨派的生死搏鬥，布爾什維克是通過創辦黨的全俄機關報來重新整合黨內外的各種資源，黨的報刊的宣傳鼓動作用被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它為形成思想高度統一、組織嚴密的政黨而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即以黨綱、黨章和黨的策略作為報刊言論的準則，完全充當黨的喉舌。這大概是政治專制條件下所有報刊的一個宿命，而列寧則以他的理論和權威進一步強化了黨對報刊的控制，使黨的報紙完全淪為黨的宣傳機器和鬥爭工具。更為嚴重的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布爾什維克又把黨對言論的控制伸向全社會，實行徹底的思想文化專制。
　　
　　對於列寧來說，他並非沒有意識到，布爾什維克黨徹底取消新聞出版自由是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在1920年內戰結束後，列寧曾有過打算，實行經濟和政治的全面退卻，這包括實行“新經濟政策”，在一定範圍內恢復市場，恢復商品貨幣調節，同時着手逐步恢復新聞自由，開放言論。具體做法有：（1）允許一部分非黨報刊存在。（2）主張黨內分歧應在黨報上公開討論。（3）提出達到一定人數的公民團體可以享受政府給予的出版物質條件。（4）鼓勵報刊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但是，這些政策隨着列寧去世後很快就被終止，斯大林一方面通過國家暴力全面肅清黨內異己，對全社會實行紅色恐怖；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宣傳機器，強行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將“黨文化”滲透於社會各個角落，建立起無所不在的專制統治。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真理報”除了謊言、廢話、套話、假話，惟獨沒有真理。
　　
　　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前蘇聯的黨的新聞制度，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聞出版自由傳統，是一個根本性的顛覆，在奪取政權前，他們是願意大講特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旦奪取政權，黨的喉舌論就成為黨的新聞事業的主要準則。這種對言論自由的顛覆性變化，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史上也同樣出現，甚至表現得比蘇俄更為徹底。孫旭培寫的《建國前黨對新聞自由的說法和做法》一文對此有詳細描述，我願意引述一二。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一文中，批判國民黨“言論不自由”，“黨禁不開放”，要求國民黨政府“開放黨禁，扶植輿論”。1943年他要求“誠意實行真正民主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1945年在七大政治報告中，他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按孫旭培的統計，在1944年和1945年這兩年內，黨的兩個主要報紙《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在鼓吹新聞出版自由方面，可謂不遺餘力，是當時中國要求開放言論最積極的力量。（參閱孫文，《炎黃春秋》2012年第8期）。
　　
　　《歷史的先聲》由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該書把《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在這個時期關於自由民主的社評以及其他文章等編輯在一起，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為追求新聞自由曾經所作出的努力，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對言論自由的渴望程度，要遠遠超過現在的中國知識界。例如，《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發表社論指出：“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1946年9月1日，《新華日報》在一篇評論中還對所謂“喉舌論”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僕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該報像馬克思那樣，認為“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當然，共產黨認識到，要實行新聞自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用《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社論的話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的上述言論，應該說，表達了那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制度的真誠願望，在不能完全用暴力奪取政權時，民主和言論自由顯然是在野黨爭取最大政治利益與權力的合法途徑。但共產黨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很快就把它以前反覆倡言的新聞自由棄之一邊，公開主張實行“輿論一律”制度，用毛的話說：“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在這裡，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裡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57-159頁）。正是在“輿論一律”制度之下，不僅黨報成為黨的喉舌，而且原來由民主黨派主辦的報紙也成為黨的的喉舌；不僅那些所謂的“反革命分子”沒有言論自由，在人民內部又何嘗有過黨所許諾給人民的各項自由？時至今日，這種狀況依然沒有改變。
　　
　　毫無疑問，“黨的喉舌論”和“輿論一律”制度，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則，違背馬克思主義創世人對黨報的一貫要求，違背共產黨人在反對專制時期追求新聞出版自由的光輝歷史，也違背了共產黨人曾經作出的要求實現人民各項權利的莊嚴承諾。面對這些歷史、理論和現實都無法迴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