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开始了，中国怎么办？

——在武汉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伯特尔·欧尔曼

作为开场白，我要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很能说明我这次讲话的主旨。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飞行员告诉乘客他有两个消息报告，一是好事，一是坏事。好消息是飞机的一切都正常，正以每小时700英里的速度前进。坏消息是我们迷路了。有人说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资本主义非常恰当。它运转良好，但没有一个目标。但以我看，此话只后一半是对的。资本主义的确是迷失了路，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运转良好的看法。相反，目前资本主义的处境糟得很，如果它真是一架飞机的话，我们都会意识到，它已经失控，正朝大洋栽下来。记住我的这个小故事，以及我对它的解释，你就不难明白下面的讲话了。

对于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者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任何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一些特定问题做出的回答，正如我们的行动是由我们所使用的理论为指导的。因此，先提出问题，然后才有理论，才有行动。所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提出正确的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态，习惯以不同形式问“资本主义什么时侯灭亡”这个问题。这对我们的政治策略和实践有重大影响。然而，假如有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怎么办？这时我们应问的问题则是：“它什么时侯死亡的？我们应如何反应？”

我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确定一个事物的死亡并非一件易事。就象一个人死亡一样，是以他的全身器官停止运转为准，还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准？还是进入不可逆转的休克为准？还是以患上绝症为准？这里显然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论证这个过程中任何一刻作为死亡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也是这样。它看上去活蹦乱跳，许多人会惊讶我何以判定它已死亡。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你，马克思关于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的教导。

你见过被剁掉头的鸡吗？它在死亡之前跳得多凶，有时侯长达几秒钟。如果你个头小，不幸撞上它，会被它的最后挣扎所伤害。资本主义很象这只死亡前的鸡。它已经毙命，尚不自知，还在作垂死挣扎，伤及所有它能触及的人。

大量的可以投资财富需要找到投资机会，以便进一步积累资本，当这种资本主义的生存必需条件不复存在之时，便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是把越来越多制成品卖出去，当资本主义找不到市场之时，也是它灭亡之时。今天，需要投资的资本非常之大，而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投资机会却很少，也没有足够多的有钱人来买堆积如山的产品。

这些问题当然一直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马克思称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必然矛盾。然而，只是在近期，这些问题才成为绝症性质的。早先，世界大战和冷战挽救了资本主义,因为大量的财富被毁掉或浪费掉，就又创造出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可是在原子弹时代，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发生，没有人能活下来坐享其胜利）。而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不能扮演世界大战为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其他变通办法，如向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投资，扩大信用范围，及太空探索活动，都作用太小，不足以补偿投资缺口。

至于销售越来越多制成品，资本主义也走上末路，无计可施了。现在科技的发展，使可供销售的货物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许多贫穷国家的扩张，产生了一个全球工人阶级，他们的工资很低，能够买回他们制造的产品的比例越来越少，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被卖不出去的产品所窒息。过去，经济萧条－－比如世界大战－－毁掉和浪费掉卖不出去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可以算作一种解决办法，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从头做起的机会。这个解决办法成功的关键是投资增加与增加就业机会之间的相关性。而现在，由于自动化、计算机化、机器人化的发展，新产品并不意味更多就业机会。没有就业机会，工人阶级就不能增加消费，就不能象先前那样，促进投资，把资本主义从经济萧条中解救出来。我要说明的是，虽然资本主义既不是在其初期，也不是在其尽头。但它的末日确确实实开始了。

并非在中国之外才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二十年来经济改革的结果，使中国内部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这一改革已将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中国纳入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一部分仍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徵。因而，资本主义的问题也成为了中国的问题。例如，在积累领域，1999年外商投资额的急剧降低（在第一季度即降低了14.6%，据至少一位中国官员称，预计全年降低率高达50%以上），表明有利可图的投资在不断减少。1999年初对70家随机抽样的外资企业的研究显示：仅有40%的企业能够获利；其他绝大多数企业都打算撤离中国。自1992年以来吸引了近一半外资的房地产业，情况是灾难性的。以上海为例，在1997年建成的新楼中，有70%找不到买主，而办公楼的租用率已降低了50%以上，而且仍在下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这些数字会有所回升。基于上述情况，中国的堂皇的房地产热潮－－给来华游客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大景观－－其实和中国政府就业政策的关联更甚于和其住房政策的关联。也就是说，房地产热和提供住房与办公场所并无多大关系，因为这些房产或并非市场所需，或虽为市场所需（如家庭住房），但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购买力。事实上房地产热不过是能提供低工资的工作，否则失业大军将更为急剧地膨胀。

总之，中国－－正如俄罗斯和其他曾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并未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成为资本积累的福音。中国从现在开始，吸引的外资将会越来越少，其社会经济后果也完全可以预料。同时，世界资本对于有利可图的投资的需求也只可能更为加剧。

在价值的实现（或成品销售）方面，中国也提供了一些惊人的实例。生产过剩已在中国成为普遍现象－－并非是人们需求的产品过剩，而是相对于他们能够购买的、他们的低收入可以支付的产品过剩。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低收入工人（绝大多数工人一月工资不超过60美元）已使国内消费远远落后于其生产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市场的拓展，后者虽然相当令人瞩目，但仍然不足抵消国内需求的疲软。这就形成了销售全方位大幅度下降的局面。以摩托车为例。这一受存款极为有限的工人欢迎的消费品，其销售量在1998年1月到9月间下降了22.4%。生产过剩同时引起零售价格的下跌（通货紧缩），因为商店都竞相推销积压货品。在1999年的头五个月中，所有商品的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低了3.5%。还有，生产过剩已导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严重滑坡。为什么要费劲去生产卖不出去的产品呢？1995年的一次工业调查已经显示：900多种不同商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而目前的情况只会更糟。

这种无法卖出已生产的产品（或可能生产出的产品）的状况，造成了一半以上（有人称高达70%）的中国国有企业亏本，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家拒绝在中国投资，即使已经投资的也开始撤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趋势下所潜藏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且基于上述理由，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在中国，1998-1999年似乎成了大转折的年代，因为绝大多数先前给人一种经济持续增长的幻像的重要指标，都已走向其反面。

当资本主义体系在投资与销售成品两方面都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它只能走向末路，何况其内部还存在诸如失业、对未失业工人的超级剥削、产品生产过剩、未利用的工业生产力、持续增长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社会基本需求的漠视、生态恶化、金钱势力的崛起和拥有大量金钱的人占据影响重大的社会地位、各种经济犯罪的增长、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自私与贪婪、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持续恶化，以致不可救药。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当中国将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与交换引进自己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个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因此，我上文中将资本主义比喻为鸡的说法同样适用于中国现实。这只断了头的鸡在垂死挣扎中仍会造成伤害，直至其极度虚弱而最终悲惨地灭亡。

但是，即便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已经存在。事实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后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它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亦可能导致马克思所担心的野蛮世界。在这种野蛮世界里，不只是经济，整个人类文明都分崩离析，正象在卢旺达、阿尔巴尼亚、车臣和南斯拉夫这样一些地方出现的那种情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绝对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存在太久的。

假如资本主义的确在我所说的那个意义上已经死亡，我们社会主义者该做些什么？或者用列宁的话说，“怎么办”？在这里，中国人民有幸能从不久前的一位伟大的领导人那里得到帮助来回答这个关键问题。我当然是指邓小平。邓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和二十五年前它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了。那时候，人们可以争辩说，主要问题是缺乏现代化的生产力和普遍的贫困。如今，这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中国的最大和最紧迫的问题却成了产品积压、失业、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腐败、贪污、玩世不恭、以及其它许多由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邓自然是由于他的市场改革出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要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二十五年前的主要问题是如此地不同，邓决不可能会要采用以前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要不然，就等于将邓的手段上的实用主义转变成目的上的教条主义，正象许多自诩为邓的追随者现在所做的那样，这恰恰是邓所最反对的事之一。

我要说的是，其实有两个邓小平，一个是实用主义者，另一个是市场改革者。由于目前困扰中国的主要问题与二十五年前的主要问题如此地不同，作为实用主义者的邓要是活着的话，一定会寻找和他二十五年前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对付中国当前最糟糕的问题的既实用又有原则的办法是：拒绝市场经济的实验，坚定地重新开始走社会主义之路。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以目的是为人的需求服务的社会性计划生产来取代以个人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对那些认为这个方法以前已经试过但不成功的人，我仅想指出，尽管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是针对失业、经济紊乱、不平等、腐败、犯罪、贪婪等问题，它却能相对有效地对付，而现在正是这些问题正在把中国搞垮。此外，过去二十五年的经济发展加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得计划性的生产和分配比早先更为有效得多，特别是：如果能找到一条途径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以便人民对计划者和计划指标产生认同感。这自然就意味着实行更多的政治民主。

要是中国走这样一条社会主义的新路，就不必惊讶这条道路上走的是毛泽东，并肩前进的也许还有邓小平自己。这个新时期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可能是：“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起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最后，我想这样来总结这个讲演的要点，那就是模仿一句中国的成语：“千万，万万不要把自己绑在一条即将坠入深渊的资本主义的船上。”

注：这个演讲中有关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均来自普莱姆·加：《通往市场的崎岖之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即将发表) (THE ROCKY ROAD TO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RUSSIA, CHINA, AND INDIA by Prem Shankar Jha, forthcoming.)

（本演讲原标题为《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何时灭亡，而是资本主义一旦灭亡，我们怎么反应？》；东屏、罗靓、毅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