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提到傳統中國個個集團人數。 進士和高中級官員可以看成一個集團， 明清大體只占人口萬分之一二， 舉人，各種納貢買官和下層官員可以看成一個集團， 人口占人口總數的千分之幾。 再下面，是個占人口百分之幾的集團。最後是占人口多數的百姓。讓我們稱這個站人口百分之幾的集團為百分之幾派好了。

傳統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占人口百分之幾的集團。如果說中國缺少“脊梁”骨， 一半問題出在這個集團。 如果這個集團或階層朝氣蓬勃， 中原王朝對外患內憂都有更好的對策。

但 問題是，在王朝創建者心目中，基本沒有這個百分之幾的集團或階層。 秦制基本設計，實際是個三層的機構。皇帝官僚，百姓。 官僚如何和百姓接口，似乎從來沒有提到議事上來。 明朝初年，按黃仁宇引證的材料， 官員輕易不得下鄉。 官府行駛政權，靠得是徵發的百姓。 被徵發的百姓破產者眾，最後能倖存下來的演變為胥吏，衙役這個集團。

歐洲騎士集團，日本武士集團本來也不存在， 也是社會演化的結果。這兩個集團定型上升的過程，也是發展出獨立精神和文化的過程。 歐洲有騎士文化騎士精神騎士準則，日本有武士道。  但有誰聽過中國書吏衙役發展出獨立行為準則？ 也許只有最上層的幕僚發展出一點點精神而已。

中國歷來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因為這個百分之幾的集團成為官僚和百姓之間的橋梁，作惡多端，千夫所指。

明清有人提議把書吏衙役開支等正式納入國家財政， 但是朝議結果，事所難行。 一大原因， 皇帝或朝廷不願提高稅率， 寧可讓這批人靠陋規生活。 這就意味， 這批人替朝廷承擔了一大份稅收的罪責。 老百姓苦於陋規，當然矛頭直指靠陋規生活的胥吏。

不僅如此， 明清地方政府辦公費來源也是陋規， 政府也不願意把政府辦公費列入國家預算。

有些官員指出，從百姓手裡斂聚的陋規費只應用於公事，不能用於私人致富。但既然打開陋規這道門，放出了“魔鬼”，誰有能控制後果？ 在整個階層靠陋規生活的大環境裡， 誰又能防止個人發家致富？ 誰又能潔身自好呢？ 在清朝實踐中， 最後陋規費高於官面稅收， 陋規終於打垮了王朝。身處如此尷尬處境的政府下層“爪牙”， 又如何能發展出自己的精神，自尊和道德呢？

回到中國“脊梁骨”問題。 中國傳統社會軍隊缺少能成為脊梁骨的下層軍官和伍長。中國文官政府缺少政治可靠的文員。 科舉本意只為國家提供上層管理人員， 拔高了文人的期望，刺激了文人的野心， 但沒有提供足夠的職位。 科舉更無法提供下層急需的人才。 從百姓徵發基層爪牙，用陋規養之，在百姓和官府之間建造了一座爛橋。

也因此， 當中國需要改革的時候，多只是一小伙人的吶喊， 和官僚又勾結有對立的百分之幾集團從來沒有改革的願望。 王朝安危和他們又有半點關係？

顧炎武“郡縣論八”開頭提到明代蠹吏說“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 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

明知其大害而不能去， 還能有什麼指望？指望他們支持改革？

所以看起來龐大的帝國，其實並不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也經不住外來小小族群的一擊， 更談不上韌性。 缺少的是脊梁，缺少的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現在有人奢談中國改革，但情況不多少有點類似？ 中國社會有多少靠陋規生活的人，他們真有什麼理想，主義？ 歐洲騎士日本武士都可能演化出改革派， 但中國的百分之幾派，可能嗎？ 即使他們有願望， 以他們和百姓的關係， 又能改革到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