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不願意趟64渾水。但如今孩子長大，看了卡瑪女士作的【天安門】，不免問這問那。與其讓他們到網上去找答案，不如我給他們解釋。一．感情化和外部勢力把六四的學生組織，和文革的大學生組織作一比較，好像六四一代不如文革一代。文革大學紅衛兵組織比較嚴密，組織紀律性強。感性衝動的成份比較少。那時候大學生大多經歷過四清。有些學校的學生還當過兵。這使他們比89年的大學生成熟很多。學生組織中必然有“感情煽動者”。

一般來說，這類煽動者是女性，一開始在組織中的地位並不高，到了後來地位逐步上升。外界勢力很喜歡這樣的人。因為這類人會煽動，能鼓勵學生作一些極端性的事情。比如“堅持到最後”，“決不妥協”。在文革中也是一樣。煽動者都是後來居上。但是在文革大學生組織中，感情煽動者的地位始終不高。在中學組織中地位比較高。這是一個普遍規律：在感情煽動者（一般總是女的）漸居要職的時候，一般都是外來勢力介入的時候。這個外來勢力，有時候就能讓學生成事：突然之間造反成功。比如文革時期。只要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一支持，學生造反馬上就成功。在89學運中的某幾個時期，好像也有這種可能性。有些人以為馬上就成功，很多官等着他們去作。但是有些外來勢力把學生當衝鋒隊，或敢死隊。

讓學生干一些極端性的事情，結果是招致鎮壓。所以學生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一場賭博。很可能一下子就成功——當然是在外力的幫助下，也可能一下子就被鎮壓。賭注是相當大的。沒有這種愛好的學生，應該及時退出。而有此愛好的人士，自己會激流勇進。感情煽動者的地位的上升，有榜樣性。很多人會學着感情化。小伙子會哇哇大哭，比小丫頭哭得還厲害。在運動後期，哭變成主要的語言。它的煽動性強大而理性成份很小。

為了讓學生作出更大的犧牲，和外界的更多支持，哭是經常使用的行為。天安門事件最後幾天的領袖，是學生中最感情化的人物。這應該被看作外來勢力介入的結果，也應被看作是學生運動的後期的必然現象。外來介入，和運動後期，是一回事。因為學生運動一定會有外來勢力介入。學生渴望着這類介入，某些勢力渴望着介入他們。學生渴望介入，是因為學生自己會下意識地認識到，靠他們這幾個人搞不成什麼事。而那些外在勢力認為，學生運動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學生運動一定會受到鎮壓。差別只在鎮壓的力度和殘酷程度。學生不知道限度。他們總是在試探限度。外來勢力也一定要讓他們跨過這個限度。如果不鎮壓，學生運動就不可能結束。沒有自動結束的學生運動。差別只在鎮壓的暴烈程度。以上是學生運動的普遍模式。學生運動對社會和學生，都有其有利的一面。對學生來說，是一種很好的鍛煉和學習。

對社會來說，可能帶來改革。但是外來勢力的介入，一定會產生惡果。學生是被犧牲者。很難計算學生運動的利弊的大小。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之後，大學生在幼稚化。因為生活好了，政治活動大為減少。在以後的學運中，感情衝動的成份更多。或許，徹底幼稚化的大學生，對政治不再感興趣。也就不搞什麼學運了。

二．外部勢力，是真正的主角文革和六四的外來勢力不一樣。文革的外來勢力是上層力量，不外是政府，軍隊，和中央文革。每個組織都有一個後台。或者說，一個後台掌握一派學生。但是六四的情況非常特殊。有幾伙人都在利用一夥學生。而不是三伙人利用三伙學生。六四的學生們每天作決議，所有決議都無效，就是因為幾伙勢力在衝突着，這些決議也是互相衝突的。利用和被利用的過程，大約是這樣的：1,在改革派（以胡趙為領導）中有一夥激進分子，他們希望學生運動能推動改革。也就是啟動被討論已久的政治改革。他們這麼作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經處於背水一戰的地步。因為自87年以後，胡趙改革派漸漸失勢。胡被撤職了。

六四前病逝。胡的病逝對改革派是一大打擊。再找不到胡這樣有威望的改革人物。這時候趙也不再當總理。而當了總書記。實際上是明升暗降。改革派受到了打擊。激進人物希望靠學生的鬧事，挽回敗局。學生和改革激進派關係密切。這種關係是靠一些老師、校長作橋梁而建立的。比如科大的校長。還有一些教師。從這個角度說，改革激進派很容易插手學生運動。應該說，改革激進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派中的主流或核心。他們屬於“政治改革”派。政治改革也叫作政治體制改革。政治改革派也屬於胡趙改革陣營。但是是該陣營的一個分支。並非主力。主力是經濟改革集團。胡趙二人也確實想在適當的時候，啟動政治改革。

但是對如何進行政改，他們並不知道。連鄧小平也不知道。但是胡趙建立研究政治改革的機構。和招募了一夥學者。其目的是研究如何進行政治改革。他們認為到了這個時候，再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負作用就會被放大。比如說，造成嚴重的貪污，和貧富懸殊。使窮人生活困難。造成社會動亂，他們認為民主制度可以防止這些壞事發生。政改派沒有實力，也沒有權力。他們和經濟改革的從事者不一樣，搞經濟改革的，差不多多少都掌握的經濟、金融的實權。這讓政改派很羨慕。政改派認為當時的很多現象，比如官倒、貪污、腐化，市民生活水平下降，是經濟改革的負作用。現在應該是他們掌握實權，糾正這些問題的時候。政改派認為如果現在不利用學生，背水一戰，他們也就沒有機會了。六四學運一開始有改革激進派的介入和利用。

2,同樣，保守派也希望有一次學運。因為他們認為，他們也到了背水一戰的時刻。因為在趙紫陽當總理的後期，進行了最為關鍵的物價改革。計劃經濟從此徹底完蛋。這個物價改革對中國的影響，極其巨大。它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分水嶺。一旦物價放開，計劃經濟就完了。對於企業來說，政府和其他客戶一樣，變成一個購買者或供貨者。而不是下達指令的上級。計劃經濟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中心。

所以物價改革，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水嶺。一旦物價改革進行完了，再想改回去，那也非常困難。社會主義經濟將在物價改革的衝擊下瓦解。保守派認為這也是非出手不可的時候。怎麼出手？有胡耀邦先生的實例作榜樣，那就是讓學生鬧事。胡耀邦就是因為學生鬧事，引起鄧小平和保守派的不滿，而迫使其下台。胡耀邦後來說，他輕信了科大校長這類人物。這類人物希望社會動亂。希望學生和當局對立。科大校長作為年輕有為的學者，是改革派倚重的謀士。但是謀士不是權臣。手中的權力有限。謀士大都羨慕權力。謀士想當權臣的，在文革中有陳伯達先生。毛澤東很器重他，但是不給他權力。後來陳伯達就投靠了林彪。希望林彪當國家主席的時候，給他一個實權職務。結果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找個理由把陳伯達除掉了。所以這個謀士變權臣的事情，十分難辦，而且危險。以後謀士想當權臣，應該注意：自己必須降格。比如陳伯達，他是中央最高級的謀士，如果相當權臣，應該到省里當省長。不可能在中央作總理。陳伯達要提出當省長，毛澤東也不會有意見，還會覺得他是“下放鍛煉”。

但是謀士一般認為他就是大材料，應該在高級地方當掌權者。這是個大錯誤。犯這個錯誤而倒霉的人不少。我們再說，這些改革謀士想當大官，用什麼辦法。他們用了一些很不高明的辦法。就是利用學生鬧事，強行獲得權利。這可不是好事，這是很危險的事。但是這些人在89年，也認為自己只有這麼背水一戰，不然也就沒機會了。原因是他們已經搞了一次學運。也就是87年那次。結果不但沒有成功，還被保守派仇恨。他們知道，要按正常的上升階梯，他們絕對是沒希望了。他們已經徹底地得罪了當權者。不但得罪了保守派，也得罪了改革派。保守派把他們當壞人，改革派把他們當搗亂者。學生鬧事，成為他們唯一的一線機會。保守派是非常希望這夥人鬧事的。因為他們鬧事就是向政權挑戰。那意思是：把權力交給我，不然我就讓學生鬧事。這是威脅而不是商量，更不是合作。所以最高領導，不管是誰，都必須打擊他們。這樣，按中國的土話，拔起蘿蔔帶出泥，把改革派的謀士拔出來了，改革派也罪責難逃。

在87年的時候，學生鬧事，向當局挑戰，已經被鎮壓，並把胡耀邦當作泥巴帶出來。有了這種經驗，在政治鬥爭中身經百戰的中共高級幹部，當然認識到，如果再這麼搞一次，很有可能把紫陽也當作泥巴拉出來。問題是，必須把事情鬧得足夠地大。鬧大了才能有足夠的理由，狠狠地打擊改革派，甚至有希望把經濟改革給翻過來。保守派們從一開始就欣喜地看着學生鬧事。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搞點動作刺激學生把事鬧大。

3.外國，或者說美國，對學生鬧事有極大的期望。他們認為，鬧事可能有兩種結果。一個是共產黨就此完蛋。共產黨完蛋的主要原因，當然不是學生的力量大，伸出兩根手指頭, 就把擁有幾百萬軍隊的共產黨一下子推翻。而是共產黨中有一伙人，而且是當權者，希望共產黨完蛋。然後搖身一變，從幹部變成資本家。不論從哪一方面說，當資本家都比當幹部好得多。好的不能比。所以如果民眾表現出討厭共產黨，不少共產黨幹部會砰然心動：何不乘此機會，把共產黨解散了拉倒，而自己會因此受民眾擁護，官還會接着當，錢則會更多地撈。生活可以更開放地改善。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就是這麼垮台的。美國CIA有一定的理由，相信中國也有這麼一夥官員。

如果讓他們這麼一搞，共產黨完蛋，美國不是很開心？所以美國堅決地支持學生鬧事。並在必要時給予支持。美國還有第二種考慮。那就是如果共產黨不就此完蛋。那麼把事情鬧大，讓共產黨沒法收拾，或收場得很不好看，結果是共產黨面上漆黑，有助於以後把共產黨搞垮。一張太髒的臉，誰也不想要。扔掉這張臉的時候，會更痛快。CIA在最後階段，成為支持學運的主要力量。因為他們學生領袖們非常希望出國。這本是絕大多數學生嚮往的事情。

4.結果，因為各自的原因，這三伙人：保守派，政治改革派，和CIA，從頭到尾，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想讓學生鬧事。他們都認為學生鬧事對自己可能有利。我們也應該看到，也有不想讓學生鬧事的。那就是經濟改革派。他們是改革派陣營中的主力。他們心裡最明白，他們幹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這大事情，就是把計劃經濟一鍋端地破壞了。這是件非常嚴重的事情。會有很多負作用。好比一場大手術，一定會有大負作用。國家必須好好地養一養，現在經不起折騰。因為物價一改革，老百姓自從50年代辛辛苦苦攢下來的那點存款，眼看着就縮了水。以前存了幾千塊錢，以為很多，很不得了，現在在一年之內，貶值了幾倍。以前一塊錢一斤肉，現在要十塊錢了。物價改革首先表現出來的，就是物價飆升。物價改革的好處，要在兩年或數年之後才能表現出來。而且獲得好處並非是無條件的。必須社會穩定，貨幣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人們才願意生產和買賣,物價改革才能有成果。但是貨幣穩定正好是物價改革首先要衝擊的。所以又要物價改革，又要貨幣在一定程度上穩定，非常困難。實際上，俄羅斯就是沒能過這一關。他們的休克療法，中心就是物價改革，也就是取消計劃經濟。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貨幣完蛋了。完蛋的原因是工人鬧事，議會和政府衝突。也就是社會不穩定。如果社會穩定，那麼貨幣穩定有可能作到。如果社會不穩定，那麼物價改革必然造成貨幣崩潰。那改革就一定失敗。所以改革派認為這時候不能鬧事。這時候鬧事可能把經濟改革鬧砸。但是政治改革派不這麼認為。實際上，這時候改革派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分裂。政治改革派和經濟改革派分裂了。經濟改革派中的中心人物，根本不明白政治改革派想幹什麼。經濟改革派中的重要人物，在“物價闖關”之前就想到，物價改革很可能會引發動亂。所以有人在一年多以前，就書面提出建議，成立防暴警察部隊。防暴警察有特殊的裝備和訓練，可以不傷人命地處理民眾的鬧事。但是這一提案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對於鄧小平來說，他有自己的考慮。這考慮就是，幹了這麼大的一件事，不但要保持社會穩定，還必須把幹事的人犧牲掉。因為胡趙一夥，幹了這麼大的事，必然成為某些人心目中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物。持這種意見的，首先包括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人。

其次包括計劃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比如說市民和國企職工。物價改革，市場化，馬上就要進行利益再分配。 所以國企工人也會痛恨物價改革。實際上，物價飆升，工人生活困難，是引發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所以，為了平息這些人怒火，特別是要平息保守派的怒火，必須犧牲掉幾個人。或許鄧小平在事件發生之前認為，犧牲一個胡書記就夠了。犧牲的人太多，可能引發反改革回潮。也就是推翻已經作了的經濟改革，那問題就大了。改革成本會擴大無數倍。但是89運動的勢頭，讓鄧先生意識到，犧牲一個胡耀邦不足以平息各方面熊熊燃燒的怒火，必須把趙先生和他的一些手下，特別是整個政改集團犧牲掉，這是最起碼的代價。付出這種代價才能保護經濟改革的成果，和經濟改革的一些幹部——和趙紫陽關係不深的幹部。所以胡趙二人，在物價改革，計劃經濟完蛋的時候，是準備犧牲掉的。胡趙二人都很坦然地接受了這種安排。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張的，革命老前輩建立的計劃經濟，一鍋端地搞垮了，自己承擔點責難，不是很正常的？我們說過，俄羅斯沒能撐過物價改革。

500天休克一開始，經濟就垮台了，盧布就完蛋了。而中國的人民幣撐過來了。撐過來是有條件的。就是政府嚴密的控制。俄羅斯一休克，市場上什麼都沒有了。如果誰家裡沒有食品儲備，就會被餓死。因為大家都知道，物價要飆升了，誰也不知道能升到什麼水平。這時候要是拿出東西來賣，今天賣出去的錢，明天一定買不回來那些貨。所以誰也不拿出東西來賣。在現代都市，這麼搞一天，就有人挨餓。中國的物價改革的時候，因為有政府控制，政府可以調動很多錢財和物質的儲備，供應市場。而且可以用鐵腕鎮壓故意囤貨不賣的人。一個穩定的政府，可以大大增加人們對貨幣的信心。俄羅斯那時候政府和議會衝突，政府一個政策，議會另外一個政策。以上所有控制市場的事情，都幹不了。所以這時候政局穩定，非常重要。犧牲胡趙，任用李總理，和鎮壓運動，都為這一目的服務。鄧從來就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但只是角色。他實際上是改革者。

是改革者的後台。但是他必須在領導集團中當平衡者。這就像當年毛實際上是中央文革的後台。但是他必須充當平衡者。他必須在老周被攻擊的時候，安撫老周。在賀龍被關起來前，拉着賀龍同乘一輛吉普。因為他如果不當平衡者，其他人就和中央文革拼命，他的文革阻力就會增加很多。鄧小平如果不當平衡者，保守派就和改革派拼命，改革也改不下去。作為平衡者，在物價改革之後，應該幫助保守派出出氣，好好地收拾一下胡趙集團。藉此化解保守派的阻力。

5 學生們在那三伙人的鼓舞之下，在天安門堅持。經濟改革派們想了一些辦法讓學生回去。趙紫陽本人也盡其所能，勸學生回去。但是趙紫陽集團已經是被犧牲的人物。誰都知道他們已經失去權利。所以，就連學生們，對他們也不屑一顧。學生領袖們的權利嗅覺極其靈敏。他們和更有力量的外國建立了關係。 我們已經說過，學生運動被人利用，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要讓學生運動不被人利用，好比是讓孩子沒有爹媽。 問題是大家都怎麼收場。在保守派的堅持之下，用最暴烈的方式結束了事件。鄧小平同意他們用這種方式。CIA也喜歡。背水一戰的政改派也願意。因為，保守派想泄憤，並藉此機會，一鼓作氣，清算改革派。不只清算政改派，也清算經濟改革派。鄧小平同意他泄憤，是因為可以藉此讓保守派背上黑鍋。在六四之後，李總理要求像公審四人幫一樣公審趙紫陽。被鄧小平嚴辭拒絕。鄧回答的大意是：你們自己的形象如此醜惡，還有何臉面作公審別人的世界性表演。醜惡的形象來自殘酷的鎮壓。一旦干出了這種事，保守派的能量也就釋放光了。他們從社會主義的理直氣壯的保衛者，變成了天安門屠夫。他們的群眾基礎徹底地融化。他們的政治生命進入苟延殘喘的階段。他們再也沒有能力把經濟改革翻回來。因為他們如此痛快地在全世界眾目暌暌之下，用坦克機槍屠殺了市民和學生。他們因此背上了一個事先沒有稱重量的黑鍋。等事情完了之後，他們才發現這鍋超出了他們的負載能力。這時鄧小平站了出來，背起了這隻黑鍋。

從此保守派，只能躲在鄧大爺的庇護之下。64以後保守派變得比較聽話。天安門的鮮血廢掉了他們的武功。所以這個慘烈的收場，是那幾個外界勢力集體企盼的。保守派，鄧先生，政改派，CIA，都希望有這麼一個結局。或許趙紫陽先生、經改派、和一些悲天憫人之輩，不希望看見這種結局。但是他們已經無權無勢。有人送信給學生，讓他們快撤。告訴他們是真鎮壓，不是假子彈。但是沒用。連送信的人，都被學生的廣場保衛人員，押送到文化宮，並驅逐至視野之外，使其不得在廣場散布消息。在這以前，這人（送信者）因為掌管香港援助財物，被學生領袖們如眾星捧月一樣地擁戴。一些現象，比如坦克開到路邊，軍人們下來整隊離去。軍車撞人群，等等，很多人都已經說過，這是為了增加結局的慘烈程度，而事先作的鋪墊。慘烈的結局苦了一些受害者。他們被打死了。應該說是為改革作了犧牲。經濟改革因為他們的犧牲，成功的希望增加了。因為保守派背了他們的黑鍋，力量減小。也因為以後想鬧事的人，都看到了鎮壓的殘酷。也就不敢鬧事了。社會因此穩定。改革的暫時的受害者只好忍着。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在幾年之後，嘗到了改革的甜頭。也可能還在受苦。

6. 鄧小平的用人技術，在於讓一伙人干一件事，幹完了就換人。這也是西方社會的用人的特點：每人都有任期。胡趙要干的就是廢掉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幹完了這事，就該下台。在這之後必須有一個穩定休息時期，不再需要胡趙的改革熱情。在這個時期的重點是穩定，讓市場化漸漸地發揮其好的作用，超過其負作用。我們知道，什麼東西都有負作用。物價改革和市場化的負作用，在一開始十分巨大，好作用微小。因為物價飛漲。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高昂的物價會激發生產和供貨的積極性，貨物會因此而湧現。當然中國的情況和戰後的德國不一樣。德國的人才和規則都已經存在，一旦有了新馬克這種穩定的貨幣，貨物在幾天之內就出現。中國沒這個能力和規則。中國的市場化的成果，出現的比較慢。負作用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一旦破壞了計劃經濟，下一步的重點是穩定社會和貨幣。這就需要鐵腕，誰鬧事就鎮壓誰。哪裡出了事，趕快去救火。誰受苦，自己忍着。這麼作很殘酷。但是政治和經濟就是這樣。幹這種事，李總理比較合適。鄧找到他，也算是個好選擇。李總理是保守派認可的人物。讓他干總理，保守派不鬧事。李先生根紅苗壯，從小上有高層呵護，下有周圍追捧。能力比較平庸，整人卻不留情。所以是個鐵腕。另外，能力平庸有其好處，面對以前胡趙的大刀闊斧的破立，李先生只能接受，不能反覆。鄧先生又及時地把江和朱引進中央。一些李先生力所不及的工作，由他們二位承擔。64是個很殘酷的事情，也是個各派表演的舞台。鄧先生棋高一籌。證明他道行深厚，目光高遠，還應該說他運氣奇好。如果他在64之後就去世了，事情就麻煩了。7,或許應該注意，64運動中，有很多反經濟改革的內容。如有青年工人說：只有官倒，能用計劃（國撥）價格買了東西，再用市場價格賣出，賺取暴利。問題是這種行為，是當時新興商人的特徵。商人的工作就是用市場價格賣出。如果賣不出必然降價。如果賣的好可能漲價。高價賣出反映市場有此需求，也有此承受能力。

至於那貨物是用什麼價錢買進來的，和賣價並無關係。官倒的出現，也是一個過渡現象，這時正好是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的時期。一部分東西還在實行計劃。另外一部分已經價格開放。商人是當時的新興群體。國企工人則是走下坡路的群體。在計劃經濟的時代。有些東西被計劃壓低價格收購，有些東西被計劃抬高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石油鋼材，被壓低價格收購。一些國企職工的勞動，被抬高價錢收購。有些職工從文革以後就很少幹活。這行為從經濟學上也可以解釋。既然收入固定，為了提高收入的質量，就應該儘量少幹活。當然這不是職工的過錯，而是制度的過錯。經濟改革正好要廢除這種制度。國企職工因此而必須增加工作量，以前有保證的工作職位和收入，也變得不可靠。以前令人羨慕的國企職工的地位，也逐步下降。特別是外來民工的競爭勢不可擋，所有這些都讓他們懷念計劃經濟。國企職工對經濟改革心懷不滿，而且是運動的主力。廣場上的是學生，外圍保護的職工。前面衝鋒的學生，後面支持的職工。職工人數比學生多。當年撒切爾太太和英國的礦工，也鬧過類似的糾紛：國營煤礦的工人硬是不讓關虧本的煤礦。

結果是礦工失敗。中國也是這樣。本來國企職工，可能成為保守派的群眾。如果保守派有能人指揮，又有積極肯干的幹部，或許可以分化群眾，把國企職工拉到自己的一邊，形成文革時中央中的一派，掌握着群眾中的一派的局面（那問題可就大了。中國經濟難逃俄羅斯的劫難）。這也並不難。只要高舉社會主義大旗，反對貪污、腐敗、官倒、私倒、走私、貧富懸殊和物價飆升，就能把很大一批人爭取過來。因為這些事情，確實是經濟改革的伴生現象。但是鄧先生沒給他們這樣的機會，保守派也沒有這樣的能人指揮，也沒有願意工作的幹部。他們有的是對改革的一腔怒火，和已經老得轉不動的腦筋。

8.64被認為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百年以來，這類運動有過很多次。結果民主仍然沒有出現。有人會認為，以後還會不停地追求，最終有實現民主的一天。而筆者認為百年以來的經驗證明，至少在目前，民主並不適合當作一個被爭取的目標。自古（而非百年）以來，民主在中國成功過很多次，但是它的結局就是專制。共產黨自己的歷史就是明證。另外一個事實：民主鬥士們到了最民主的美國，仍然不能建立有內部民主的組織。倒是建立了許多金庸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門派和山頭。或許可以看出，這就是民主勝利後中國的局面。然後必須要作的，仍然是出現一個真命天子，掃滅群雄，一統天下，建立專制。或許還是應該遵守劉少奇工運學運的原則，那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工運學運又不是奪取政權，目標不能定得太高。學生和年輕工人很喜歡“出氣”“解恨”，一定會把目標定的很高，打擊面也特別寬。比如六四一開始就拿鄧小平趙紫陽的兒子當作攻擊目標。並廣泛地攻擊“高乾子弟”。這個改革開放，如果不讓大官和子弟獲利，只讓小民獲利，怎麼可能呢？官民衝突永遠會有。

只要有官有民，就會有官民衝突。如果把激化這個衝突當作運動的主要內容。那事情就一定只會是死了人也辦不成事。如果想辦成一點事，就必須找到一個大部分官民都能接受而且可行的目標。如果找不到這個目標，還想鬧事，就要準備自己解氣，也讓別人解氣。再說說民主。民主在一個沒有法治和分權傳統的社會中，必然導致社會動亂。中國青年多以為民主就是“多數統治”。多數統治和法治不一樣。以前搞的運動（包括文革）都是多數統治。多數人把少數人整死了也沒人管。另外多數也很容易受煽動和被控制。世界上凡是標榜民主社會的，都有一套辦法防範多數暴政。但是這套辦法是潛在和隱蔽的，隱藏在文化和經濟狀態之中，一般人看不見。表面上是選舉搞的最熱鬧，讓我們這些第三世界的老百姓，以為那就是先進社會的第一法寶。實際上背後的文化和經濟的力量很複雜。沒有它們民主搞不成功。 西方社會（從古至今）的特點是分權。常說的三權分立，只是第二級分權。第一級分權是政教分離。現在教會在西方的力量仍然很大。在德國仍然被認為是第二大的勢力。在美國的作用也不比這小。科學可以被看作是現代宗教。科學和基督教結合在一起，監督制衡着世俗權力機構。然後在世俗權力機構內部，才有三權分立。這是第二級的分權。西方現代社會結構，是宗教和世俗政權之間，長期衝突妥協的產物。衝突的結果是宗教分裂了，分成了很多教派。政權也分裂了，變成了三權分立。政教衝突過程長達兩千年。中國也有類似的歷史，在中國是儒教和皇權互相制約和妥協。中國文化之所以相當發達，原因在於這種衝突，也有兩千多年，比西方的政教衝突的歷史更長。如果沒有這兩個勢力的衝突，就沒有中國文化。但關鍵問題是中國的皇權始終太強。而儒教沒有組織。雙方力量不平衡。而西方的教會組織嚴密，勢力強大。足以和世俗政權抗衡。現在中國出現了強大的黨組織，可以看作是學習西方而獲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應該把這個成果，和引進現代工業，現代科技相提並論。問題是如今黨政合二而一，重要的社會資源被浪費，不能發揮效用。

類似的情況——政教合一——在西方歷史也出現過。一出現這種情況，政治和宗教都變得殘暴無能。社會也停滯甚至退步。如果他們分離了，社會就出現活力。中國的黨從幾個方面說，不像政黨而像宗教。一方面是共產主義本身和天堂一樣，在地球上並不存在。共產主義理論本來就和新約相似。另外，“書記”本來是教會中的職務。還有：共產主義的詞根，commun, 本是最早在羅馬帝國的奴隸之中，建立的教會的名字。而黨的組織結構，也非中國土生，而是來自羅馬教會。對於中國來說，一個這麼大的黨，是寶貴的社會資源。至於如何發揮其好作用，則是另外一回事。資源就如江河一樣，可以發水災，也可造福人類。全看人的智慧。不過這些事情，都和學生無關。現代政治是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和這個時代的經濟一樣，只有超大型的集團，才能算得上是個角色。學生和市民如果要參與，只能當道具。最後以一個老學運分子的經驗，奉勸學生（如果他們能看完此文）：一旦看見學生領袖痛哭，最好開溜回家。除非你對熱鬧的喜愛，超過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