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方的時代（一）

　　本章涵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和北宋，以及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的衰敗、伊斯蘭世界的興起、拜占庭帝國的隕落和西歐的發展。本章也描述了北宋紡織業和煤炭、煉鐵業的興盛——儘管這可能暗示着中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在醞釀，然而，文藝復興、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產生於中國，則需等到後續幾章方可闡明。

　　根據圖7.1所示，公元541年應該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日期之一。在那一年（考慮到一定的誤差幅度，亦可以說是大約公元六世紀中葉），東方的社會發展速度超越了西方，結束了長達一萬四千年年的舊格局，並且一舉否定了任何關於西方為何統治世界的簡單化的長期註定論。到了公元700年，東方的社會發展分數比西方高了三分之一。到公元1100年，差距幾乎達到了40％，這超過了之前兩千五百年中最大的東西方差異（彼時西方占優）。

　　為何東方能夠在公元六世紀領先？為什麼東方的社會發展能夠在接下來的五百年裡大幅上揚，而與此同時，西方發展逐步落後？這些問題對於我們解釋為什麼西方能夠統治當今世界至關重要。另外，當我們試圖在本章回答這些問題時，會涉及不少英雄人物與反面角色，他們或天資聰穎，或笨拙愚鈍。但是，在這些戲劇化事件的背後，我們會發現一個相同的簡單真相，也就是自始至終貫穿整個故事，並且推動了東西方差異的因素——地理。

戰爭和大米（一）

　　在公元100年之前，東方的社會發展進程就開始下滑，且一直持續到公元400年；到了止跌企穩之時，東方的社會發展已經衰退到五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國家失敗，城鎮焚毀，從中亞向中國北方地區以及由北方到南方的移民遷徙震撼了整個核心。然而，正是由於這些人口遷徙，東方的復興得以起始。

　　在第四章到第六章，我們看到了處於上升的社會發展如何改變了地理，如何於落後之中發現了優勢，以及在大海和大草原上開闢了通道。然而，公元第三世紀以來的歷史表明，這種關係也可以反向起作用：衰退的社會進程也同樣改變着地理。隨着羅馬和中國的城市萎縮，文化水平退步，軍隊削弱，生活水平下降，核心地區在地理上也縮小，而兩者的萎縮現象之間的差異，則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東方的社會發展迅速恢復，而西方的社會發展直到公元八世紀仍在衰退。

圖7.2 東方重整旗鼓：公元400年到700年。圖（a）顯示541年的東魏、西魏和南方的梁朝。

589年這三個國家統一於隋朝。圖（b）表示約700年時唐朝的最大疆域。

　　我們在第六章也講到，公元前300年之後，黃河流域古老的東方核心腹地分裂成為戰國時期，數以百萬計的北方居民開始向南方逃離。長江以南的土地從漢代以來是荒蕪的邊緣地區，大批的逃離將這裡轉變成了新邊疆。這些避難者進入南方潮濕悶熱的陌生地形，那裡不適宜種植他們賴以生存的主食——小麥和小米，而水稻卻長勢良好。大多數土地人煙稀少，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和語言與來自中國北方地區的移民大相徑庭。暴力和殘酷的行為是大多數殖民式的強占土地的特點；在此之中，這些移民的人口數量以及更為嚴密的組織體系逐漸將早期居住者驅逐了出去。

　　在公元280年和464年之間，長江流域南部的納稅人口數量成為五倍，但是人口遷徙並非只是帶來了更多的人口，也帶來了新技術。根據《齊民要術》記載，截至公元530年，超過三十七種水稻已經為人所知，而且移栽技術（秧苗在特殊的苗床里栽培六周，而後將秧苗轉移到水田中去）已經十分普遍。這是極其繁重的勞作，但確保高產。《齊民要術》解釋了肥料如何使得農民能夠持續地耕作土地，從而避免了休耕；還解釋了水磨——尤其在佛寺，它們建於湍急的山澗邊且擁有資金可進行大型投資——如何使得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將穀物磨成麵粉、碾米以及由種子榨油。結果是具有農業機遇的新邊疆地區逐步發展起來，這十分類似於羅馬人在公元前一世紀征服了西歐之時締造的邊疆。在幾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中，南方的農業落後面貌逐步變成了優勢。

　　低廉的運輸開始和廉價的糧食相輔相成。儘管中國的河流仍然無法取代地中海給羅馬人提供的那樣便利的水道，但是人類的聰明才智逐步彌補了這一不足。儘管水下考古學家尚無法提供羅馬沉船殘骸那樣的統計數據，然而文字記錄顯示當時的船隻越來越大，速度也越來越快。明輪船大約在490年代在長江上出現；從成都到建康，水稻餵養了成長中的城市。這些城市裡的市場促進了經濟作物，例如茶葉（公元270年前後的現存記錄中首次提到茶，到了公元500年時茶成了普遍的奢侈品）。顯貴、商人和寺廟都憑藉長江流域的租金、運輸和碾谷而致富。

　　然而，建康的統治宮廷並未變得富有。和羅馬帝國比起來，這種情況更像是公元前八世紀的亞述帝國。在那裡，是地方長官和地主奪取了增長的人口和貿易帶來的成果，而非國家——直到提格拉特帕拉沙爾的出現才扭轉了這種情況。然而，中國南方從未出現過提格拉特帕拉沙爾。曾經有一位皇帝成功地控制了貴族階層，甚至試圖再次征服北方，然而這些努力總是毀於內戰。在公元317年到589年，五個政權相繼（勉強）統治了建康。

　　《齊民要術》表明，複雜的農耕體系在北方仍然保持到了530年代。然而，遠在那時之前，隨着騎在馬上的盜匪劇增且四處搶劫，長途貿易乃至貨幣已經逐漸衰落。這種崩潰起初在北方產生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騷亂，但新統治者逐漸開始在北方恢復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來自滿洲大草原邊緣的鮮卑。和六百年前統治伊朗的安息人一樣，鮮卑人將游牧傳統與農耕傳統結合起來，幾個世代以來憑藉精湛的騎術征戰，同時從農民那裡收取保護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