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科學《新理論》認為，這種文化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百寶錦囊”，裡面蘊含着認識或解釋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可能發生的一切現象和問題的答案或啟示，是加工合格社會人的最有效工具或手段。只是由於內容過於豐富，已經超出人類大腦普遍的記憶上限，或語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所以高明地採用了直到兩千多年後，西方人才在電腦軟件技術中掌握的“壓縮技術”，而讓中國人的小腦袋跟猴子或其它高等動物相比，因此相對變得聰明起來。拿來跟其它文化加工出來的群體“一對一”來比較，的確有“鶴立雞群”的表現。但是因為這個來路不明、出處失考的“錦囊”本身，沒有附帶使用說明或“解壓縮程序”，更因為是整體“打包”，所以裡面包含了所有正反面內容。結果卻被因“歪打正着”的文化加工、而變得有點“小聰明”的中國精英讀書人的先輩（如老子和孔、孟、荀、墨等），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認識層次上，和自私、貪婪、性慾望等天性的影響下，有意無意地胡亂“解壓縮”。有目的地將“好壞、是非、黑白”統統混淆在一起（如在提倡“大義滅親”的同時，又強行鼓吹“父子互隱”或“為尊者諱”）。根據科學的色彩或味覺混合原理，終於將好端端一個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變成了一口只能染得出黑色的“大染缸”，或只能醃製鹹菜的“醬缸”。最後反而遭到中外無知或別有用心的讀書人等，趁機大加詬病和撻伐，指責為“落後”，整個一“龍游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般的胡說八道或豈有此理！
這絕對不是靠玩文字遊戲來“文過飾非”、或虛張聲勢地，以說大話、狠話，喘粗氣來冒充“大尾巴驢”，而是有足夠的“以理服人”根據、令人“啞口無言”到只能靠權力封殺或索性掛不爭論的“免戰牌”的雄辯。因為客觀已經有一個令人“無法反駁”的事實是：我們總是能在找到一句教人向上的勵志成語的同時，會發現另外一句讓你“喪氣、墮落”的成語，萬變不離其宗地，暗合了易經八卦圖中“對立的統一”的哲理。更找得到“中國人越來越沒出息”的原因，那就是中國人也毫不例外地，在不能消滅的、總是有“自由落體運動”般墮落傾向的“天性”影響下，被有負面含義的成語吸引並產生“共鳴”，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地，跟着西方文化加工出來的猴子（高等動物）一起，在靠物質文明搭建起來的豪華平台上（本質上卻跟代表人類特徵的思想、精神無關），逐步退回到當年曾經從那裡走出來的叢林和“動物世界”。在“越墮落越快樂”的理念勾引下，讓再高明的文化也“無計可施”，而且文化加工能力越強者，社會墮落的速度也越快。這難道不正是當前人類社會的現狀嗎？中國人這種“未獲其利，先受其害”的例子，實在是多到舉不勝舉，隨地拾來比比皆是。舉一個最具現實意義的例子，就是將“擇善固執”的原則理念、變成“因噎廢食”的實踐了。
其實，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是已經具備“辨別善、惡”、並堅持“擇善固執”的理性（人性）條件的。因為所謂的“善或惡”，就是以有利（或不利）於“以分工合作為主流的人類（不是高等動物）社會”的整體利益為判斷標準的。而且往往會跟由大自然叢林法則決定而永遠不會被消滅的自私、貪婪的“天性”，產生對立或矛盾，而迫使當事者在“善、惡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客觀地看，在沒有“人性（理性）干預的情況下，社會人總是自然而然地會跟着“天性”走（作惡）。所以要靠強調“擇善固執”，來提醒社會人，在面對聖經故事中、那隻代表“惡”的“毒蘋果”引誘時，要不為所動地，站到“善”這邊來。可惜的是，這種文化中又同時存在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成語甚至格言。不但抵消了“擇善固執”的作用，反而為“含人量”不足的部分社會人，提供了可以理直氣壯的藉口。最後反而索性當上強調“個人至上”的西方獸文化的“跟屁蟲”，以自己得益於中國文化加工後獲得的智慧和超強能力，在退回動物世界的方向上，後來居上地、一條路走到黑了。這難道不正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嗎？
不過真正取代“擇善固執”，把包括今天在內的、近代史上的中國社會，屢屢當“跟屁蟲”，像不斷犯“第二次錯誤”的蠢人般，帶到兩難或不堪的尷尬境地的，是另一句“因噎廢食”的成語。從晚清的康有為、梁啓超要效法日本，唆使光緒皇帝搞失敗的“百日維新”開始。接下來又有李大釗、陳獨秀等“跟屁蟲”，因看到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就要拜馬克思為師，全盤接受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給自己闖下殺身之禍或牢獄之災，更從此種下“多數人暴力”的禍根。等到“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孫中山（幸虧他“身先死”，否則最後一定“身敗名裂”）和他的接班人蔣介石，因“三民主義”的實踐失敗、民眾失望，而給共產黨留下重拾馬克思主義來取而代之的機會。最後因“吃錯（馬克思主義理論）藥”，而過不下去時，鄧小平又“摸着石頭過河”、勇敢地爬上了“資本主義”的彼岸，帶着中國人放棄社會主義“草”而吃起資本主義“麵包”來。結果又遇到“四面楚歌、進退維谷”。以至於到了今天，所有的“主義”都一一試過，中國的“社會病”卻非但不見好轉的起色，反而每況愈下，幾乎到了快“病入膏肓”的地步。於是早已習慣於“因噎廢食”的讀書人，又“文過飾非”、退而求其次地將其歸咎於“制度問題”，一本正經、言之鑿鑿地，鼓吹只要當先進的西方“跟屁蟲”，效法他們的制度進行“改革”，就一切OK了。真的是如此嗎？
如果將時間退回到八十年代，蘇、美之間“和平競賽”的勝負已定，中國的“社會主義”也似乎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盡頭，而所謂的東亞“四小龍”，卻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正在蒸蒸日上的崛起。如果那時“急病亂投醫”地、提出“向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學習、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議，還情有可原的話。今天再出這個“餿主意”，就顯得有點“黔驢技窮”般的滑稽可笑了。因為今天包括美國和歐盟、日本在內的、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都處於“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不堪境地，絲毫顯現不出一點“制度優越性”來。如果中國讀書人精英到現在再把“制度改革”當成救命稻草，要中國政府如法炮製的話，就等同於忽悠中國人步西方後塵、當“替罪羊”，成為“犯第二次同樣錯誤”的蠢人政府或民族！
如果認真地究其原因，不難發現，這完全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正確解壓縮中國文化，既不能正確辨別“善、惡”，從而知所進退。更不能“擇善固執”，所以就只有不斷地“因噎廢食”了。而這所謂的“改革政治制度”的訴求，就是典型。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都還像走迷宮的小白鼠一樣：封建制度走不通時、就走社會主義道路。又走不通時、就走資本主義道路。再走不通時、又回過頭來想走社會主義了。而制度方面也一樣，人治不行改法治，現在法治也不靈了，就嚷嚷“制度改革”。居然到現在都不知道，真正的問題是出在作為社會主人的“人”身上。因為任何一條道路或一種制度，最終都是要由“人”來決定並付諸執行的。而由一個“含金量”不高的社會人（主人和公僕官員）來實現的話，理論上“事與願違”就是唯一的下場或結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