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與汪精衛

兩個中國的歷史性人物可比嗎？如果可比，在什麼意義和歷史背景條件下？

答曰：可比，在“革命”的歷史框架下。

大清自然是氣數已盡，只等孫中山黃興汪精衛的暴力去摧枯拉朽。相比之下，後清的氣數也已經挺過了“和平崛起”的“一枝獨秀”，來到“大廈將頹”的日薄西山之處——它在等待什麼人的暴力行為來發作？

薄熙來在這個框架中，與汪精衛可比。他不也是矛頭對準某一個什麼親王或者王儲之類嗎？但是，不同的是，汪精衛要破壞那一個舊空間，而薄熙來是要回復一個舊制式。

不殺汪精衛，不是因為大清喜歡他的暴力暗殺，而是因為他的暗殺對象欣賞他的青春朝氣，欣賞他的憂國憂民的內涵。

相比之下，難道薄熙來沒有那麼多的憂國憂民嗎？起碼他是“憂國”的。

另外有一條卻是汪精衛沒有的。那就是非暴力政治述求，也就是說，他一不暗殺，二不“一舉粉碎四人幫”。

按照王立軍的立功揭發，薄熙來準備改變現行的習近平接班模式，取而代之，改行新政（或者說行毛路線舊政），沒有涉嫌暴力政變。

我不在乎他的政治訴求的內容，我要問：非暴力的政治述求，怎麼在中國就是死罪呢？為什麼中國政治就走不出暴力取代的歷史死圈呢？
如果中國殺了，判了薄熙來，它的政治信號是不是鼓勵暴力行為?要知道，太子黨的暴力手段是現成的，無論是軍隊還是警察，肯定至少要超過民間的暴力潛力的總和。

我們不是說薄熙來說“政治正確”，但是他的計劃與雄心壯志，並不構成犯罪行為。只是中國的現行政治框架容不得任何challenge，不論是六四的天安門，是FLG的中南海，還是薄熙來的太子牌。

這樣的政治氣魄，甚至連大清的皇親國戚的心理水準也不如，又如何能避免大清的覆滅之轍？

汪精衛的釋放，對比薄熙來的極刑，都無疑要鑄定中國歷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