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起爭議一片，批評者最起勁的理所當然是那些自由主義者。莫言的自由立場、自由意識、自由寫作、“自由發言”等等自然成為攻擊的靶子，當然還有其獨立的作家身份，但是獨立只是自由的結果，批評者當然是直指其內心的自由精神。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誅心是一種話語模式，是另類的“中國模式”。

首先，我承認相當多的自由主義者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持批評態度的合理性，這個合理性來自於兩個方面：1，莫言本身的文學成就是否值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個學術問題，這樣的批評相信對文學本身是有益的；2，公眾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所應有的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期待與他們眼中的莫言所體現的差距，這是個價值問題，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由主義者當然有自己的立場。

這兩個合理性成立的前提是有足夠的事實和依據，這個事實指的是莫言的文學作品和相關言行，依據指的是相關的文學理論及思想觀點。如果沒有足夠的事實和依據，那麼批評者關於第1點的批評是能力問題，關於第2點的批評是邏輯問題。

我認為，關於以上兩點的批評與爭議都是正常的，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多元觀點的討論空間。

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卻在質疑莫言的道德問題，宣稱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是“諾貝爾獎歷史上的黑暗時刻”，是對“諾貝爾獎和文學的侮辱”，甚至認為莫言是個品德低下的體制惡人。要知道，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尤其是對一個內心世界豐富，講究精神靈性的作家來說，這種道德指責，是對其個人人格的侮辱，是惡毒和殘忍的。尤其是這種指責只憑着似是而非的藉口。

要判斷莫言是否有道德問題，攻擊者必須要提供兩個必不可少的依據：1，莫言在作家與官員之間的身份轉換是否有違背人類良知的言行和行動；2，且這種言行與行動是以博取個人利益為目的的。實際上，這兩個依據與莫言是否獲得諾貝爾獎，甚至是否是個作家已經毫無關係。

迄今為止，攻擊者只為我們提供了同樣的一個藉口，即莫言的體制內身份和某些為官方立場的“抬轎”行為。

莫言的體制內身份和某些為官方立場的“抬轎”行為並不見得就是違背人類良知的，這一方面取決於其本人是否主動向體制獻媚，另一方面取決於其內心是否真正認同這種狀態。在鳳凰網的曾經的訪談中，莫言對中國作家的生存現實表示過無奈，並表示對“莫主席”頭銜的不適應。更重要的是，至今為止，攻擊者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莫言的這種言行與行動是以博取個人利益為目的的。

莫言並不是這個體制的構建者，也沒有公開成為體制的鼓吹者，也許他是個體制的順從者，他也承認“懦弱”。莫言因為這原因引起爭議，反映的恰恰是其本身也受累於這個體制，否則，莫言也不會在獲獎前就深陷各種是非漩渦了，作為一個深具“人文關懷”的自由主義者，怎麼不對此表示同情，反而去攻擊作為體制“受害者”的莫言呢？自由主義最大的價值恰恰是其本身所蘊含的對人類個體的深切關注和同情精神，即自由主義者所宣稱的“人文關懷”。此時的“人文關懷”在哪裡？這是需要那些把自由作為道德大棒揮來揮去的自由主義者要解答的第1個悖論。

那些攻擊者還有一個怒髮衝冠的理由，象莫言這樣的中國體制內作家居然也能獲得諾貝爾獎，而且還是這個首重人文精神的文學獎，豈非說明了世界主流文明對中國目前體制的認可？

諾貝爾評委會確實承認了目前體制下中國有着莫言這樣諾貝爾獎級別的作家，但是反過來理解，即使這個被視為扼殺作家創作精神的體制下，莫言居然也能獲得諾貝爾獎這樣的成就，豈非更加說明象莫言這樣的中國作家的艱辛和不易？這個悖論的解答，自由主義者還得好好做一下功課。當然，這不是他們的自由命題，而是邏輯命題，是政治命題，我不願把它解讀為他們的道德命題。

退一步說，即使莫言自覺成為這體制的一分子，這也僅僅是其對自身社會身份的定位，你可以說他作為作家的社會價值缺失，缺乏勇氣，但並不能證明其個人品德有問題。對一個文學成就非凡的作家來說，面對僵硬的體制，橫眉怒目固然值得欣賞，順其自然的未必就不值得諾貝爾獎的讚譽。

自由主義者首先要能夠區分價值和道德是兩個不同層面、社會內涵完全不同的概念。簡單言之，價值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而道德是判斷善惡的標準，這兩者有交叉，但是有很大不同，反映在現實社會中，價值是對事的判斷，道德則是對人的判斷。莫言也許處事不當，但是怎麼就成了“黑暗體制”下的品德低下、助紂為虐的惡人？

莫言確實不是個大張旗鼓的反體制者，但這並不影響多數評論者對其作品“批判現實主義”的定位，在攻擊者狹隘的眼界和極端思維中，批判體制就是反對體制，他們所理解的“批判精神”相當於“造反精神”。同時，莫言作為一個作家，其批判精神的表達方式必然是隱晦和間接的，它隱藏在各種各樣的文學表達方式和一個個的故事敘述中，這當然沒有政論文章來得那樣直接和雄辯，那些 以自由主義標籤為榮的“政治”作家以己度人，不知所云。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對諾貝爾獎有一個關鍵誤讀是把諾貝爾文學獎“理想主義”宗旨簡單的理解成了“自由主義”，從而樹立了一個非此即錯的標籤，使諾貝爾獎評委會躺着中槍。理想主義泛指對美好事物想象和堅持的理念，但是這種理念並不等同於自由主義立場，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上，不乏與自由主義想去甚遠的獲獎作家。

自由也許是確實是美好事物的基礎之一，但是自由主義卻不一定是，這一點，有文化學者曾經有一個精闢的反問“自由何須主義”？ 或者說，真正出自個體內心的自由有主義嗎？自由這個精神層面上的個人理念，一旦成為“主義”這個思想層面上的泛指概念，尤其當自由主義成為某種強制性的思想大棒時，那麼還能成就個體意義上的自由嗎？

自由主義者以自由的名義為另一個深陷牢獄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大聲疾呼時，人們大聲為之叫好，因為這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體制外的，其邏輯相當順當；但是當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體制內時，自由卻被當成如此兇狠的砍殺異己的工具，人們可能會倒抽一口涼氣，這還是自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