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探索令”為人民服務”重新生輝

安瑪 2012/9/16

重慶和廣東模式曾經在神州大地相互比較相互競爭吸引了國人甚至世人的眼球， 今年三月中央第一個倒薄決議後，媒體上報道重慶探索的宣傳驟然停止了，但是在民間網站，相關的爭論卻此起彼伏從未停止過，還不時湧現陣陣的熱潮。

在網上諸多的辯論，挺薄派多着重於薄熙來任職重慶四年多後，各種各樣的亮麗的經濟數據， 而反薄派則多指責重慶打黑沒有法治制約云云。安瑪在這裡開博陳述一個鮮有人討論的議題，就是重慶探索令“為人民服務”這個黨的宗旨重新生輝。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一個主要的因素是毛澤東的軍事才華了得。但是如果深究一層，光有一流蓋世的武功是無法取得政權的，除了武功之外，中共一貫的宗旨“為人民服務”起到了與軍事能力齊名的另一個最重要的作用。

為人民服務的內涵大概包括，政黨的遠大奮鬥目標和眼前的行動準則都必須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黨的第一考量。在漫長的戰爭年代，中共制定不同時期的行動綱領都緊密貼近當時中國人民的利益，贏得了大多數人支持，也成功坐上了執政的寶座。那個時代，中共是靠着是國家民族面臨着生存危機，鼓勵和號召廣大的黨員的無私獻身精神來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有方志敏臨刑前寫下的感人的散文詩《可愛的中國》。

但是，打江山和坐江山是兩碼事，中共建政後，為人民服務被帶到了計劃經濟的實踐效果就大為遜色了。隨着文革後計劃經濟的結束國家全面邁向市場經濟， 為人民服務雖然還一直被列為黨章中的宗旨，但是在實際生活無力對抗金錢誘惑惑和拜金主義的衝擊，逐漸淪為了一句空洞的口號被邊緣化了。

可是，當為人民服務在中國逐步淪為空洞口號的同時，卻在異國他鄉的新加坡大放異彩。去年中共九十年黨慶，新加坡聯合早報特別撰文回顧新加坡建國初期，人民行動黨內的親共派從中共革命成功經驗中，吸取中共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密切聯繫群眾的工作作風。行動黨的創始人非共派領導人李光耀也曾多次撰文指出，親共派的這些思想和作風至今仍然是黨的一項寶貴資產。

呵呵，新加坡的非共派和親共派為何能夠拋棄異見相互學習攜手共進為新加坡進步做出貢獻，中國的國共兩黨卻勢不兩立打得你死我活？連共產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都在國家發展進程里淪為尷尬難以生存，卻在異國的新加坡閃閃發光，難道不值得中共的幾代領導人認真反思嗎？

不過，在重慶探索中，為人民服務又被重新賦予新的高度加以重視，在重慶設立的多項幹部制度重新占據重要的位置，重慶廣大的老百姓感慨地說，終於看到了久違的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回歸了。安瑪認為，把黨的一貫宗旨“為人民服務”與市場經濟重新作連接，是重慶探索除了一堆亮麗的經濟數據之外的另一大亮點。

右派的朋友可能會反感，認為紅色文化過時了，是共產黨轉型民主法制的絆腳石。安瑪不能認同這種奉共必反的觀點，作為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共產黨的紅色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應當與其他文化一樣同等對待，一律採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態度。

請問“為人民服務”到底有何不妥？絲毫沒有！一個執政黨若想維持執政的合法性，就必須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大約三年前時任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在大陸中山陵寫下了“天下為公，人民最大”的題詞，請問與為人民服務有何不同？現在馬英九口口聲聲宣示國民黨是一個來自民眾真正服務於人民的政黨，這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嗎？

戰爭年代，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引導中共成功打下江山，靠的是號召黨員幹部為解救國家民族危難的不惜流血獻身精神，計劃經濟時代為人民服務的效力大幅下降，到了市場經濟時代，明明在新加坡閃閃發光，卻在故土中國大地被邊緣化，這是不可理喻的失職失責。因此重慶探索填補了如何承傳黨的宗旨這塊不該也不能丟失的短板，尤其是在面對着今天道德淪喪信仰虛無的社會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若真正做到有效的落實的話，今天黨風和社會風氣都可能大幅好轉。

當然，重慶探索把黨的宗旨與市場經濟作出的連接還是初步的，例如在制度建設上恢復幹部下鄉與農民三同，與新加坡行動黨規定幹部相當時間到各個社區開展工作有異曲同工的味道。

下一步的發展，應當用民主法制的方式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變為幹部們不得不遵守的行動綱領，比如設立制度化的上下層的民主協商、建立制度化的網絡資訊答疑，高官定期公布民調，制定自由民調的制度，舉行不同範圍的民主選舉等等，這樣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可以在從戰爭年代到市場經濟，再到民主法制時代的歷史大跨越中，始終能夠生機勃勃栩栩如生的存活於政黨的生命力之中了。

安瑪無法認同蕭功秦提出“與其唱紅，不如提倡新文化”的觀點，重慶唱紅不僅是共產黨的紅色文化，還有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和國際優秀文化，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承前啟後的重要根基，否則就是成為無根的一代迷失方向，提倡新文化當然重要是古老文化吐故納新必不可少的步驟，但是兩者並不矛盾沒有要相互切割更不該對立。

重慶探索嘗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呼喚“為人民服務”黨的一貫宗旨的回歸，主要是着眼於在新的經濟環境下如何承傳黨的優良傳統，廣東探索則側重於如何在本國的實際條件下學習和吸取外來的先進文化，兩者同樣重要是相輔相成的，也是制約任何一方的發展會走入邪路變成極左或極右怪胎的良好機制。因此，建議十八大後，重慶和廣東不同探索應當繼續深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