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式“民主”的各種弊病，其實並不新鮮，就連《華盛頓郵報》也曾報道過台灣廣泛的黑金政治和賄選現象。最新的總統選舉，表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深度“厚黑化”，尤其是選舉前夕的槍擊疑案，以及陳水扁信誓旦旦否認“陰謀”，更凸顯了台灣民主的厚黑程度。

　　當然，台灣並沒有厚黑學的專利，也不是世上唯一實行厚黑式民主的地方。蓋民主制度固然優於專制制度，但因權之所系，在世界各地都能引發各種骯髒伎倆，以求一逞。問題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厚黑手段難免引起意料不及的厚黑結果。從這一角度，台灣的三二○總統選舉並非吉兆。

舞弊活動由旁人在幕後操作

　　可以舉遠近兩個先例。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肯尼迪險勝尼遜，是典型的“厚黑”手段。肯尼迪的勝利全靠伊利諾和得克薩斯兩州民主黨基層組織機器大肆作弊，特別是在關鍵的伊利諾州的關鍵城市芝加哥，民主黨啟用了大量死人投票，使得不少選區的“註冊選民”數目居然超出實際活人人數。為此肯尼迪的老父親自出馬，直接動用了伊利諾州和芝加哥的黑社會勢力，以“確保”肯尼迪在該州的關鍵性勝利。

　　這些舞弊活動自然都是旁人在幕後操作，保證了肯尼迪本人“絕不知情”，可以否認任何“陰謀”。肯尼迪上台後，為了掃除和黑社會勢力有瓜葛的嫌疑（按肯尼迪家族所屬的天主教愛爾蘭裔，歷史上長期被美國新教徒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因而曾經是美國黑社會的中堅之一），其弟羅伯特肯尼迪出任司法部長，對若干黑社會頭目窮追猛打，引起黑社會中普遍指責肯尼迪“忘恩負義”。肯尼迪總統後來被刺身亡，儘管有各種“陰謀理論”，黑社會勢力捲入其中，是證據確鑿的事實。

　　再便是北約轟炸之後，南斯拉夫2000年的總統選舉以及隨後的騷亂，米洛舍維奇因之黯然下台，固然咎由自取，反對力量的手段也絕非光明磊落，特別是數千萬美元的外來“助選”經費，從華盛頓由各種地下渠道輸入南斯拉夫，在當時一貧如洗的南國社會中所向披靡，嚴重動搖了米洛舍維奇的社會基礎，成為反對力量獲勝的真正關鍵。這場戲中運籌帷幄的最重要人物是金吉奇，他先推出名氣大得多的科什圖尼察擊敗米洛舍維奇，然後再架空排擠科什圖尼察，自己出任實權在握的塞爾維亞總理，其手段稱得上殘酷無情。去年3月12日，這位塞爾維亞厚黑總理遇刺身亡，可謂“求仁而得仁”也。

　　所以這次台灣總統選舉前夕的黑槍，不僅在最後關頭逆轉了綠營的命運，難免更會導致“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的長遠因果。

華盛頓絕有能力支配台灣政局

　　從中美關係角度，不管台灣總統選舉危機最後如何收場，目前的局面，顯示北京企圖將台灣問題“外包”給華盛頓來處理這一設想的失敗。有人認為華盛頓無法左右台灣的選情，筆者完全不能同意。以上引證的南斯拉夫2000年的總統選舉，以及最近格魯吉亞政局的演變，都是華盛頓支配他國“民主選舉”的例子。

　　事實上，台灣的“安全”，目前完全仰賴山姆大叔，特別是在藍綠兩方如此勢均力敵的情況下，華盛頓絕對有能力，憑其對台灣生存至關緊要的巨大外交資源，“千斤撥四兩”，來支配台灣的政局。可是布什政府任台灣政局如此演變，表明北京想通過美國來維持影響台海局面，難免一廂情願。

　　從短期看，台灣總統選舉的如此結局，顯著減少了北京在人民幣匯率上被迫對華盛頓讓步的壓力。這是因為國際關係不外利益的交換，如果藍營在台灣總統選舉中獲勝，北京便將欠布什政府一個大大的人情，可能不得不在美國11月大選前投桃報李，在人民幣匯率上作出實質性動作，幫助布什一把。這對想在短期炒人民幣獲利的人來說，未免失望。

　　但是從長期角度，台灣選舉的如此結果，無疑代表台海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也是對北京內外戰略極為嚴重的震盪。

　　台灣總統選舉前後，筆者正好在中國大陸旅行，因而觀察到北京官方和民間對台灣選舉的不同反應，感觸良多。

　　毫無疑問，對這次台灣選舉，北京官方又是內緊外松，表面淡然，內部密切關注台灣選情及其影響，各地方政府在三二○當日受到指示，對台資企業和台胞財產作出臨時額外的保護，便是例子。

　　相比之下，許多大陸普通民眾，甚至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對台灣總統選舉漠不關心，並對同時的“公投”實質毫無了解，呈現一付“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左傳·莊公十年》）的事不關己態度。這可謂北京台灣政策的一大敗筆。

　　筆者曾經說過，對北京政府而言，台獨之禍其實不在台灣，而在蕭牆之內。一旦台海問題不幸而到軍事攤牌的地步，雙方各自的內部凝聚力是關鍵。如果仍然像目前這樣一邊大打“民意牌”，而一邊全憑“中央統一決策”，其結果難以預卜。

歷史和意識形態雙重包袱

　　台灣選舉的結果，再次體現了北京近二十年來台海政策的兩大缺陷：一是缺乏具有前瞻性、遠見性的計劃和對策，二是對事態發展無主導權，老是被動地被形勢牽着鼻子走。中共傳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雙重包袱，更加加劇了北京的被動局面。

　　例如1980年代中期，筆者曾經在一非正式場合，聽到一名台灣旅美學人出於對台獨運動的擔心，敦促大陸方面趁蔣經國健在之時，丟開宣傳性的統戰空談，而對台灣作出實質性的大幅度讓步，造成後人無法逆轉的政治和解既成事實。這在當時中美反蘇同盟的國際氣候下，其實有很大的現實性。這種極具遠見的提議，無法為當時堅持“四項原則”的北京接受。

　　再如北京受歷史包袱之累，遲遲未能公開為民族主義領袖蔣介石正名，並以此對原台灣軍政系統造成重大震撼。直到近年，中國大陸上才逐漸少量出現蔣氏父子的正面形象。在台灣“國軍”的“黃埔建軍”和“八年抗戰”傳統迅速被台獨勢力滲透顛覆的情況下，北京再為蔣介石正名，不僅眼看是馬後炮，更可能造成負面作用。

　　世界歷史大師湯恩比早就總結過：“中國文化一直是東亞半個世界的結合力”。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以來，短短二十多年，經濟實力出現了天翻地覆的進步，成為北京國際政策的重要籌碼。可是隨着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卻出現北京對台灣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力一籌莫展，發人深省。

　　筆者斗膽進言：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因為普通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自主權。這對中國未來的文化崛起、政治崛起以及和平解決台海問題的啟迪，值得北京朝野深思。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