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司機、乘客與政府

前幾天看到友人轉發的微博，也看到了一些評論，甚至是大陸著名的“公知”何兵先生的評論。挺失望的。所有的評論幾乎一邊倒的斥責出租車司機，並呼籲改革？

先看看這條微博吧：

@雲泉微博:北京出租車行業確實需要根本性的變革了，能打上車幾乎成了一種恩賜，出租車司機可以肆無忌憚的拒載和挑乘客。很多時候，必須滿足司機的方向要求才能上車! 剛才，打車因為禮貌的問了一句，師傅便對我極不耐煩，大聲吼叫。北京出租車，己經成為猛獸了，準備吃人了。支持徹底改革北京出租車行業的轉起來!

首先，如果在一個充分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買賣雙方應該是公平的，一個願買，一個願賣。如果乘客多了，出租車少，那麼出租車司機的收入一定很高，且更多的人願意做出租車司機、更多的企業願意投資這個行業；反之，如果大家都願意乘公交或自己開車，那麼出租車司機的數量應該會減少。但是在北京和所有的大陸地區，我們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絕大多數的乘客在高峰期間很難打到車，北京就更加厲害了。幾乎是所有時段都很難打到車，如同上面這個博主所言。那麼似乎是大陸的出租車司機是一個緊俏行業的珍貴人才了？事實上不是這樣。所有大陸地區，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和工作辛苦程度屬於中等偏小的水平。他們的工作時間長達8個小時以上，且吃飯和上廁所都及其不便。收入也不高。所了解，一般的城市只有2000-3000元，而北京也就是3000-6000元左右，上海稍高一些，4000-8000元。想一想居住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的居民，3000-4000元工資可以養家糊口、老有所終嗎？？而在杭州廣州和深圳等大城市，出租車司機這份工作已經“被迫”開放給外地“農民工”了。

那麼，為什麼乘客在埋怨打車不易、出租車司機也嘆居不易呢？ 這裡面的問題就在政府！具體些是交通管理系統—以前叫“交通局”，現在成某某出租車集團公司。

如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到過廣州的人一定有印象廣州的出租車非常方便，而且服務態度也好。那會兒剛剛改革開放，廣州學習香港，開放一批出租車牌照。外地的遊客方便，出租車師傅也樂呵呵—收入好幾百甚至過千元啊。可是，自從政府盯住這塊肥肉以後，開始加收管理費，從原來的每月幾百至幾千，最高時期幾乎達到8000-9000/車/月。出租車司機有意見吧，好的，我給你提提價格，你可以從乘客身上撈；再有意見，你可以干，我引進外地“人才”—今天廣州的出租車司機50%以上是外省人、35%以上是本省偏遠貧窮地區的，真正的廣州師傅不到20%了。

為了形象和城市安全管理，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一直沒有對外“開放”，政府的管理費相比杭州、廣州、重慶等城市也沒有那麼高。但由於近幾年北京的交通狀況，導致他們常常被堵，單位時間的車費銳減，他們的收入水平一直沒法跟上物價指數的增長。聰明一些的司機基本上採取外包給私人企業或外企或專門找固定客源預約包車等形式。剩下的師傅們只能夠看着交班的時間和當時的路況覺得跑那個方向了，拒載就出現了。

出租車行業改革是應該的，但如何改呢？我們得釐清一下乘客、出租車司機和政府交管的關係。

乘客：                 支付車費（含稅），獲取乘車的權利

出租車司機：       收取車費，提供安全有效的運輸服務，繳納合理的政府管理費

政府交管部門：    為提供乘客和出租車司機公平交易的平台而收取管理費，調節供需矛盾，制定相應的政策

乘客是無辜的，他們花錢買服務；出租車司機也很無奈，我們工作大半天了，現在面臨交班

只能夠往酒仙橋方向行駛，你讓我去五棵松，當然不行？ 或者我明明知道朝陽門那裡有“管制”，這位乘客偏偏要求朝那個方向，我今天的油錢都沒賺回來呢？--似乎也有道理。這裡面最弔詭的是政府交管部門，你們僅僅手中握有權力，就要收每台車每月5000-7000元的管理費，理由何在？ 如果你們每個月少收出租車司機3000元，其中2000元直接返利給出租車司機，另外1000元作為“無拒載等服務投訴”獎金。那麼我相信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一定是氣定神閒的送乘客們去指定的位置的。

所以，中國大陸人包括公共知識分子們，在任何社會矛盾暴露的情況下，先考慮政府做的是否有理、政府所提供的平台是否合適，考慮通過什麼方式去約束政府而不是呼籲政府們來“管一管”？ 因為你和我、出租車司機和乘客都是這個政府的納稅人。

在上世紀末的台灣，藝人白冰冰的女人被綁架，後來被黑道撕票身亡。按理說大陸人的思維是共同譴責黑社會，寄希望政府打黑唱紅等等的，可是當時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全體台灣藝人們聯合去中華民國的政府門前抗議，譴責他們沒有維護好社會的安定、警察沒有處理好綁票案，完全沒有咱們大陸的受害者家屬“情緒穩定”、“感謝黨和政府對他們的妥善安置”云云。

第二個例子是前兩年香港遊客在菲律賓的綁架案，2010年8月23日那天，幾乎所有的香港人都盯住電視屏幕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困，他們不停給特首辦公室電話要求政府迅速採取必要措施營救被綁架的同胞。曾蔭權被迫直接給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打電話，導致阿基諾責怪香港不懂外交禮貌，你的中央政府都沒有動作，你一個小小的“省級幹部”直接電我？但沒辦法，香港特區政府是香港人民供養的政府，特首的主要工作是“為人民服務”，在中央政府外交斡旋不得力的情況，曾蔭權只好拿起電話就打啦！

以上的兩個例子說明，任何社會矛盾的惡化、道德的沉淪等，責任方主要是政府。一個民智已開的社會—如台灣和香港社會就是這樣處理的。

中國大陸需要進步，請從公知們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