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下]

作者：詹姆斯·佩查斯 译者：邱林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的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眼下时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个人活动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有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和分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私人凌驾公家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基－－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社区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资本迅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北美文化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利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以现代为名，向团结的传统发动的拍卖性攻击。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大众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民主的根基。

新的文化专制扎根于无所不在的、不断重复的、有关市场的同质化了的消费文化，以及无根基的选举系统的奇谈怪论。新媒介专制正是站在触角遍及上至国际银行作决定的会议室，下至安第斯山脉小村庄的等级国家和经济机构这一边。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渗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的由经济和军事主导产生的，以制造幻想来让人们逃避穷困现实的能力。新文化帝国主义最基本的要素是重商主义－性－保守主义的融合。其中每一样都被展示为私人需要，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化的表达。对某些沉浸在无望的工作，为生存而挣扎于肮脏和堕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像福音传教士一样，描述“好一点的故事”，一个将来好一点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些观望别人享受好生活的替代性欢乐。

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尽管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却没有革命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由国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被受压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深深的渗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冲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国家暴力造成了长期的、大范围的心理损坏－害怕激进的首创，不相信集体行动，在现存的权力面前即使痛恨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怖使人们内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结果，作为一种形式的经济恐怖主义的新自由政策导致了工厂倒闭，取消对劳工的法律保护，临时性工作的增长以及低工资的个体企业的成倍增加。这些政策进一步地分化了劳动阶层和城市的社区。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文化信息找到了沃土来剥夺易受其伤害的人们的警惕性，以鼓励和加深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对很少的资源的个人竞争。

文化帝国主义及它所鼓吹的价值观在防止被剥夺人民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进行集体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信条、形象和意识形态是集体行动的基础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不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过大众媒体，间接地通过俘获被压迫民族知识分子和政治阶级（或他们的投降）来征服被压迫者的意识的内部空间。要使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重新产生成为可能，就必须对不仅是剥削条件，而且是对主宰受害者的文化进行公开的战争作为开端。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限性

与文化殖民主义相抗衡的是现实原理：对西方多国银行所造成的穷困的亲身经历，以及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警察和军队的压迫，这些日常现实是逃避现实的媒介永远无法改变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识中，总是存在着（由大众传媒培植的）个人逃避的恶魔和集体行动反抗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反抗的直觉知识之间的斗争。在社会运动高涨之际，团结的德行可以取胜，而在挫折和低潮时，个人贪婪的恶魔就会大行其道。

文化帝国主义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绝对的限度。在该限度以外，群众性的反抗就会来临。电视上的“丰盛的餐桌”与现实生活中空空如也的厨房形成对照，媒介宣传的人物多情的越轨行为与满屋子爬着、哭着的饥饿的孩子相抵触。在街头冲突中，可口可乐成了燃烧瓶。致富的许诺成为永远被拒之于致富大门之外的人的侮辱。长久的贫困化和广泛蔓延的衰败腐蚀掉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控制下大众传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假许诺成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贬黜至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受到持久团结关系的限制－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那些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关系持久和集体行动有很强的实践的地方，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就有限或被拒之门外。

只有先前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能继续存在，他们能形成一个组合向内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闭路”。

在许多社区，存在着一个对与市场霸权联系的“现代派”的发展－个人中心的论调的清楚的拒绝。在团结的民族和职业社区里可以找到持久团结和反帝运动的历史根源。如在矿山小镇，渔业和深林村庄，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等。哪里工作、社区和阶级与集体文化传统相符合，文化帝国主义就会在哪里溃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性不仅仅是依靠其进行操纵的技术手段，而且取决于国家对百姓们施暴和分化以剥夺其对平等社会的希望和集体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仅需要给与个人和阶级以力量，而且取决于能否发展一支能抗衡作为文化征服先导的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的社会政治力量，而社会力量被统治阶级视为对国家的威胁。正如文化斗争要扎根于为创造社会转变的自觉性所需的自治、社区、和团结的价值观，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维持阶级文化基础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须重新塑造对一个新社会的信仰和景象，该社会是建立在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质价值观上的：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工作的价值。团结与宽宏大量和尊严相连。在那里，生产方式从属于加强和深化永远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对不受干涉和隐私的渴望，也承认对社会和集体的向往。总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励人民，因为它与他们的愿望产生共鸣：不仅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创造有意义的人生的自由。这种人生滋育于重情意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关系，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继续斗争之时。文化帝国主义的繁荣主要基于新奇、短暂的关系和对人的摆布，而从不提供建立在个人诚实、性别平等和社会团结基础上的真正的，亲密联系的景象。